南宋中期以前，宋人所談論的“晚唐”一般指唐人的作品，而宋人的晚唐體之作則未納入批評範圍。到了南宋後期，這種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發生，與四靈的倡導唐詩密切相關。範晞文在《對床夜語》中說：
四靈，倡唐詩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趙紫芝也。然具眼猶以為未盡者，蓋惜其立誌未高而止於姚、賈也。學者闖其閫奧，辟而廣之，猶懼其失。乃尖纖淺易，相煽成風，萬喙一聲，牢不可破，曰此“四靈體”也。其植根固，其流波漫，日就衰壞，不複振起。籲，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範晞文《對床夜語》卷二，《曆代詩話續編》，第416頁。
從這段話可知，“唐詩”已不再僅指唐人的詩歌，也指向宋人的晚唐體作品。那麼晚唐體有何弊端呢？範晞文將其歸納為“尖纖淺易”，南宋後期對晚唐體的批評，也基本上不離這四字。葉適《王木叔詩序》說：
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為疑。夫爭妍鬥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誌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葉適《葉適集》，第221頁。
木叔指責唐詩的這番話，大約相當於範晞文所說的“尖纖”。而“唐詩”之所以會出現“格卑而氣弱”的狀況，葉適認為在於它太關注如何描摹物態，如何將字句安排妥帖，而對“言誌”的一麵則相對忽視。確切地說，是“唐詩”對言儒家之誌相對忽視，而太喜言自己對山林的向往、對風花雪月的喜愛。對儒家道德而言，這些不關注國計民生的詩就是一些“格卑氣弱”之作。而且晚唐體詩人喜歡的，便是在風物山水之間靜靜地觀賞、體會，輕輕地吟唱，這種遠離現實生活的傾向增加了詩歌單調的危險，所以劉克莊說：“餘嚐病世之為唐律者膠攣淺易，窘局才思，千篇一體。”劉克莊《劉圻父詩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
“唐詩”之所以能再度流行，是因為背離了江西詩派的許多作法，最重要的是對“以學問為詩”的拋棄。它對作詩者素養的要求大大降低，詩歌創作的普及因此成為可能。方嶽曾經恨恨地說：“然予觀世之學晚唐者，不必讀書。但仿佛其聲嗽，便覺優孟似孫叔敖，綴皮皆真。予每歎恨夫晚唐之不昌也。”方嶽《跋趙兄詩卷》，《秋崖集》卷三十八。當然，普及不一定就是好事，它甚至意味著普遍水準的降低，詩僧道璨言及晚唐體時說：“數十年東南之言詩者皆襲唐聲，而於根本之學未嚐一日用力，是固淺陋而無節，亂雜而無章，豈其所自出者有欠歟。”道璨《營玉澗詩集序》，《柳塘外集》卷三。這正應了範晞文那句話：“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
《詩大序》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詩歌與所處時代多少有些關係。但一些評論者將其絕對化，按照“文章與時高下”的邏輯，認為末世的詩歌不應當是身處非末世的詩人所學習的，學習晚唐詩便是對當下時局的否定和誹謗，是應當遭到批判的。這種邏輯也是“唐詩”招致非議的一個原因。範晞文就說：“今之以詩鳴者，不曰‘四靈’，則曰‘晚唐’。文章與時高下，晚唐為何時耶！”範晞文《對床夜語》卷二，《曆代詩話續編》，第416頁。俞文豹的思路也和範晞文一致：“近世詩人好為晚唐體，不知唐祚至此，氣脈浸微，士生斯時，無他事業，精神伎倆，悉見於詩。局促於一題，拘攣於律切，風容色澤，清淺纖微，無複渾涵氣象。求如中葉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長篇大章之雄偉，或歌或行之豪放，則無此力量矣。故體成而唐祚亦盡，蓋文章之正氣竭矣。今不為中唐全盛之體，而為晚唐哀音之思，豈習矣而不察耶？”俞文豹《吹劍錄》，叢書集成初編本。這種批判比單純的藝術角度的批判更危險，因為它有可能超出詩學批評的範疇，而引來政治的打擊了。
二、對江西派的批評
南宋後期對江西詩派的批評，來自晚唐體詩人的並不多。這或許因為晚唐體詩人多是小家，文獻保存不是很好，一些言論到今天已經湮滅；但更主要的當是因為晚唐體詩人並不擅長批評，他們更多地是將精力投注於晚唐體創作。或許他們認為，事實要遠勝於雄辯。
對於江西派攻擊最力的詩人是屬於融合派的詩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劉克莊和嚴羽。與此前對江西派零星、片麵的批評不同的是，南宋後期的批評者們已開始總結江西派的弊端，試圖對其進行總體性的否定。
劉克莊說：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未為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而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有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呈辯駁，少者千篇，多者萬首，要皆經義策論者爾，非詩也。自二三巨儒及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劉克莊《竹溪詩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
這段話指出了江西派不少弊端，如賣弄學問、好議論、好說理、貪多求快等等。劉氏首先把作詩者分為文人和詩人兩類，然後根據這個分類把多數江西派詩人逐出了詩人陣營，其中還包括“二三巨儒及十數大作家”。劉氏的說法無疑過於偏激，不過倒也不是毫無道理。這些“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呈辯駁”的詩歌，確實是更近“經義策論”，缺乏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