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羽也對江西詩提出了批評，《滄浪詩話·詩辨》說：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欠焉。且其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曆，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複終篇，不知著位何在。其末流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氣。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滄浪詩話校釋》，第26頁。
嚴羽認為江西詩人對詩歌的理解存在著問題，所以說他們“作奇特解會”，並且這一錯誤理解又導致了江西派詩歌技巧選擇上的錯誤，這便是“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這一批評堪稱經典，後來人們談及江西派往往會想起這句話）。嚴羽也像劉克莊那樣，將江西詩完全否定。他指出，江西派“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的做法都是敗筆，給讀者欣賞、接受造成了困難，讓人不知所雲。嚴羽還嚴厲批評了江西“末流”，說他們隻是糟蹋詩歌，而不是作詩。
嚴羽對於江西派的批評較之劉克莊確實更為全麵，雖然這些批評前人也大都提及過，但他第一個總而結之。因此對自己的這段論述，嚴羽頗為自得，自稱：“其間說江西詩病，真取心肝劊子手。”嚴羽《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滄浪詩話校釋》，第251頁。
三、突破江西、晚唐詩風
劉克莊在其《劉圻父詩序》一文中說：“餘嚐病世之為唐律者膠攣淺易，窘局才思，千篇一體。而為派家者又馳騖廣遠，蕩棄幅尺，一嗅味盡。”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其實，陷於這種兩難困境的詩人遠不止劉克莊，大概處於江西與晚唐兩派之外的詩人們都得麵對這個現實，都得去思考如何在江西與晚唐之間進行一番取舍。
或許是因為“中庸”是最為理想的狀態，中國曆來的文學論爭最終往往是以二者的調和結尾，晚唐與江西的爭鬥似乎也沒有脫離這條老路。如趙孟堅（1199-1295）就認為單是學習晚唐或單是學習江西都不對，那樣就犯了同一個毛病，即“拘一”，這並不是江西、晚唐大家們的為詩之道。要避免這種“拘一”，最好的辦法是將兩派的經典合而並觀：
竊怪今之言詩者，江西、晚唐之交相訌也。彼病此冗，此訾彼拘。胡不合李、杜、元、白、歐、王、蘇、黃諸公而並觀。諸公體該具，弗拘一格也。可古則古，可律則律，可樂府、雜言則樂府、雜言，未聞舉一而廢一也，今之習江西、晚唐者，謂拘一耳。究江西、晚唐、亦未始拘也。趙孟堅《孫雪窗詩序》，《彝齋文編》卷三，四庫本。
這樣便可以達到“可古則古，可律則律，可樂府、雜言則樂府、雜言”的自如境界。有理由相信當時絕大多數詩人選擇、采用了這種方法，並且不乏成功者。陳世崇的《隨隱漫錄》載“紫岩潘先生”評世崇之父詩曰：“出入於江西、晚唐之間，而不墮於刻與率者也。”陳世崇《隨隱漫錄》，筆記小說大觀本。《隨隱漫錄》又載：“宋坦齋謂曹東畝曰：‘君生永嘉，詩學江西？’曰：‘興到何拘江浙。’”同上。可知曹東畝也是受益者之一。另外，劉克莊、戴複古、方嶽等一大批詩人也當屬受益者。
杜甫是這種融合得以完成的一個關鍵。我們知道，江西詩派雖然自出機杼，但打著學杜的旗號，正如趙蕃《讀東湖集》說：“世竟江西派，人吟老杜詩。”所以江西派與老杜相關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那麼晚唐呢？晚唐詩人與老杜有什麼關係？當然有關！南宋人葛立方、道璨、何溪汶都提到了這樣一件事，被視為江西後派中堅的陳與義曾經說過：“倘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見《韻語陽秋》卷一，《竹莊詩話》卷一，《陵陽集》卷十三之《唐月心詩序》。陳與義的這段話無疑為後人將晚唐與杜甫聯係提供了思想資源。徐鹿卿（1170-1249）為此進行了專門論證：
夫五穀以主之，多味以佐之。則又在吾心，自為持衡。少陵五穀也，晚唐多品也。學詩調味者也，評詩知味者也。徐鹿卿《跋杜子野小山詩》，《清正存稿》卷五，四庫本。
他比喻說，少陵之詩有如五穀，是主糧，是管飽的；晚唐詩猶如點心，是用來增強食欲的。所以最好的辦法便是將兩者合起來，以“五穀”為主，“多味”為輔，這樣便可以達到最好的效果。學詩之人猶如“調味者”，隻需將二者調和即可。
餘幼讀少陵詩，知其辭而未知其義；少長知其義而未知其味；迨今則略知其味矣。大抵義到則辭到，辭義俱到味到而體製實矣。故有豪放焉，有奇崛焉，有平易焉，有藻麗焉，而四體之中平易尤難工。就唐人論之，則太白得其豪，牧之得其奇，樂天得其易，晚唐得其麗，兼之者少陵，所謂集大成者也。徐鹿卿《跋黃瀛父適意集》，《清正存稿》卷五，四庫本。
在徐鹿卿看來，杜甫是“集大成”的，太白、杜牧、樂天、晚唐則各得到了其中的一個方麵。也就是說，杜甫的詩歌是能夠涵蓋晚唐詩歌的，學晚唐與學杜並不矛盾，而且是上升了幾個台階的。陳必複也持同樣看法：“餘愛晚唐諸子，其詩清深閑雅，如幽人野士，衝淡自賞，要皆自成一家。及讀少陵先生集，然後知晚唐諸子之詩盡在是矣。所謂詩之集大成者也。”陳必複《山居存稿》自序，《宋百家詩存》卷二十八，四庫本。這樣，江西派與晚唐詩便有了共同的基礎，兩者的融合也成為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