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詩歌的高度投入是晚唐體詩人的一個傳統，晚唐體鼻祖賈島便留下了許多“苦吟”的故事，他說自己作詩是“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賈島《題詩後》，《禦定全唐詩》卷五百七十四，四庫本。，而晚唐體的另一“妙”——姚合也說自己“寒霄吟到曉更初”姚合《酬禮部李員外見寄》，《姚少監詩集》卷九，四庫本。宋代晚唐體詩人的苦吟精神與賈島、姚合一脈相承，潘閬《暮春漳川閑居書事》詩說：“吟齋漳水濱，孤僻度殘春。長喜詩無病，不憂家更貧。”魏野《酬謝商秘丞見贈詩牌》說：“頻拂心寧倦，時吟覺齒寒。”趙湘《自題》雲：“偶病閑辜月，因吟瘦過秋。”希晝《寄懷古》雲：“遙知林下客，吟苦夜禪忘。”保暹《重登文兆師水閣》曰：“夜吟長負宿，秋病幾思閑。”寇準《殘月》雲：“半夜沉清影，霄殘猶伴吟。”對詩歌的癡迷程度非同一般。
宋初晚唐體諸人似乎有將苦吟作詩形而上之的傾向，也就是說，他們有意提高苦吟作詩的意義：
高吟見太平，不恥老無成。發任莖莖白，詩須字字清。搜疑滄海竭，得恐鬼神驚。此外非關念，人間萬事輕。
詩的前兩句給我們傳達的信息是作者對於“成”已經有了新的標準，既然天下已經是“太平”，則儒家的那一套齊家、治國的理論便可拋開不顧。換句話說，價值觀在太平盛世應當是多元的，“高吟”也是實現人生價值的一種方式。所以作者對自己的“無成”並不以為“恥”，畢竟世俗的“無成”隻是一種政治尺度，而在作者的理念中，“高吟”就是“成”。而且作者似乎認為自己的這種“成”更具優勢，詩的最後一聯便表示了這種優越感：“人間萬事”在與作者 “高吟”之比較中敗下陣來。正是有了這種思想，作者才充滿自信地形容自己的創作過程是“搜疑滄海竭，得恐鬼神驚”，而頭發的“莖莖白”也就成了一種資本，一種能夠驚天地、泣鬼神的象征。有著這種心態的絕不止潘閬一個人，它是蔓延在宋初晚唐體詩人中的一種普遍情緒，寇準說的：“萬事不關慮，孤吟役此生”寇準《書懷寄韋山人》，《忠湣集》卷中，四庫本。，“此夕南軒宿，論詩萬慮忘”寇準《與詩友會宿》，《忠湣集》卷中，四庫本。都是將吟詩與世間萬事對比並勝之。當然，詩歌是詩歌，生活是生活，畢竟一個是精神的享受與陶冶，一個是物質的獲得與追求。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宋初晚唐體詩人是將詩歌作為生活的調節劑、補充品來看待的，林逋的《詩家》說：
風月騷人業，相傳能幾家。清心長有慮，幽事更無涯。隱奧誰知到，陵夷即自嗟。千篇如可構，聊擬當豪華。
一個“擬”字，表明了詩歌的“構”與實際的“豪華”之間本質的不同。而這種務實的態度有助於我們理解晚唐體詩人對詩歌的狂熱投入，比如通過林逋這首詩，我們知道了他是利用詩歌來涵養自己的心境，高尚自己的情操。這也是寇準《贈野士》“夫子住東野，經年不到城。愛吟無俗氣，貪靜得閑名。荒徑侵山影，虛堂出雁聲。我慚為俗吏，泉石負幽情”一詩的主旨所在。林逋的《詩魔》“隻緣吟有味，不覺坐勞神”，揭示了詩歌的娛情功能；惟鳳《秋燈》詩“耿耿銷深暗，孤窗豈暫忘。照回秋夢斷，靜引夜吟長”，則為我們再現了寒寂的深夜，一個百無聊賴的僧人是怎樣依靠詩作來打發心靈寂寥的。
南宋後期的晚唐體詩人顯然也繼承了苦吟的傳統。“傳來五字好，吟了半年餘”翁卷《寄葛天民》，《永嘉四靈詩集》，第177頁。，並不亞於賈島的“兩句三年得”。而且南宋的這些詩人似乎將詩歌與生活結合得更為自然、和諧。正像徐照說的：“天教殘息在，安敢廢清吟。”徐照《病起呈靈舒紫芝寄文淵》，《永嘉四靈詩集》，第50頁。他們很自覺地將作詩當成了生命的意義所在，如果說宋初的晚唐體詩人還需要去證明詩歌與世俗利益可相當的話，南宋的詩人們則已將其當成了一個不需證明和懷疑的事實。在宋初晚唐體詩人的潛意識中，吟詩與生活是對立的，所以他們設法讓這種對立變成互補；而在南宋的晚唐體詩人看來，吟詩與生活是合而為一的，吟詩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吟詩。痛苦時要吟詩，“吟有好懷忘瘦苦”徐照《山中寄翁卷》，《永嘉四靈詩集》，第12頁。，高興時也要吟詩，“於今幽興極，正可辦清吟”徐璣《上葉侍郎十二韻》，《永嘉四靈詩集》，第94頁。，沒有任何衝突與矛盾，有的隻是完全地融入，“吟詩能愈疾，得酒自忘賢”徐照《贈朱道士》，《永嘉四靈詩集》，第44頁。，在詩中即可達到人生的完滿自足。
宋代晚唐體詩人吟詩的這種狂熱態度與極度投入招致了曠日持久的批評。當然，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詩人將“言情”發揮到了極至，這是以文學為政治附庸的“言誌”派所無法容忍的。程頤的“某私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作閑言語，且如今能言詩者無如杜甫，如雲‘穿花蝶蛺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作甚”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十八，《二程集》，第239頁。，隻是將話說過了頭。而實際上，大部分人都認同詩歌若是不表現社會現實、不反映民生疾苦，就是在作“閑言語”的觀點。因此晚唐體詩人的這種熱情便更具不同尋常的意義，這使很多人認為晚唐體詩人是反對理學詩人的主力和先驅。理學家對於詩歌（尤其是律詩）是蔑視的，朱熹認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說詩歌的存在意義便是作為傳“道”的一個中介。而理學前輩邵雍則宣稱自己“平生無苦吟，書翰不求深”邵雍《無苦吟》，《擊壤集》卷十七，四庫本。，並且在多達百首的組詩中反複重複“堯夫非是愛吟詩”，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解。程頤也說苦吟詩人是“可惜一生心，放在五字上”程頤、程顥《二程遺書》卷十八，四庫本。有了這些理論支持，理學詩人作詩便多率性而為，任意踐踏規則，而對規則的破壞其實也就是破壞詩歌本身。晚唐體詩人恰恰是與理學詩人背道而馳的，他們毫不掩飾自己對詩歌的興趣，並且將詩歌作為人生的第一大事，將詩作與生活融為一體。因此劉克莊曾經非常感慨地說：“近世理學興而詩律壞，惟永嘉四靈複為言苦吟。”劉克莊《林子顯詩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八。言下之意，四靈是維護詩歌正統的，這種維護既在於他們維護詩歌的遊戲規則，也在於他們對於詩歌的苦吟的虔誠態度。對詩歌的虔誠不僅使晚唐體詩人與理學詩人截然不同，也使得晚唐體詩人作為一個群體與其他流派的詩人有一個明確區分，“苦吟”二字成了晚唐體詩人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