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體製的偏好
宋代晚唐體詩人在詩歌體裁的選擇上也具有明顯的特色，141首筆者據浙江古籍版《永嘉四靈詩集》統計梁昆《宋詩派別論》一書認為宋初“晚唐派”和“四靈派”詩人的一個特點是“重近體輕古體”梁昆《宋詩派別論》，第21頁，第140頁。，這個判斷沒有問題。從上表可看出，宋代晚唐體詩人中，作古體最多的是徐照，共有詩68首。若從比例來看，則以行肇和簡長為首，二人的古體分別占44％和36％。趙湘總共存詩129首，古體隻有一首；而希晝、保暹、文兆、宇昭、懷古五人則一首古體都沒有。整個十三位詩人共存古體213首，占總共1976首詩歌的1078％，這個比例充分說明了宋代晚唐體諸人對於古體興趣的缺乏。
宋代晚唐體詩人對於近體詩的興趣是個值得探討的話題。晚唐時期這一現象就已經相當突出，聞一多先生在《唐詩雜論》一書中認為和唐代的科舉有關，這很有道理。但在主要靠策論選拔人才的宋代，這一點已經不再構成理由。傳統的習慣是一個原因，晚唐詩人特別是姚合、賈島等人對於近體的熱愛有可能會影響到宋代晚唐體諸人的興趣。然而宋代晚唐體的這種興趣，無疑還有其他理由，或許可從古體與近體的不同之中找尋。從詩歌的篇幅來比較，古體一般較律詩為長（排律是個例外），對於駕馭語言與整體架構的能力要求也就更高，所以一般人不喜歡古體，也作不好古體。從規則的角度來看，古體更為自由，它對平仄沒有要求，對用韻的限製也不多。如此說來，作古體應該更容易才是，但問題也就在此，正因為門坎低，要做好就更難。古體沒有對仗、用韻的嚴格限製，它的評價標準與律詩的評價標準便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律詩中，人們注意的是對規則的嚴格遵循後表現出的巧妙，在詩歌的平仄、用韻合適的前提下，人們會將目光聚集在詩歌的中二聯上，審查、品味這兩聯詩歌在用字、對句上的巧妙與高超；而古體則由於這些規則的缺乏而使人們將注意力轉向了詩歌的整體氣勢，這種氣勢由詩歌的境界（或曰氣象）和流暢性所構成，一首古體往往是把握了兩者才可以稱得上佳作，而這兩者正是最難把握的。因此，古體對才力的要求高，靠其成名並不容易。而近體則可因一二聯佳句便成名，這是其受歡迎的原因之一。近體詩的對仗形式會影響詩歌意義的連續性，這樣便不用過多考慮行文的流暢與氣勢，可以非常從容地思考，可以盡情“苦吟”，隻要一個字用得貼切，全詩便可能因此熠熠生輝。而且由於近體詩的規則非常嚴密，它便已不再是“不平則鳴”式地不吐不快，而是變成了一種可以消磨時間、陶冶性情、表現智慧、交結友朋、逃避現實的遊戲。這些都是宋代唐體詩人偏好近體的原因。
明楊慎《升庵詩話》說：“（晚唐）一派學賈島，其詩不過五言律。”楊慎《升庵詩話》，《曆代詩話續編》，第851頁。這個判斷總體來說也不錯。九僧中的希晝、宇昭、懷古三人存詩全是五律，沒有一首其他詩體，九僧的五律詩在其詩歌總數中的比例高達74％，四靈的五律詩也占了其詩歌總數的60％以上，趙湘的五律之比接近四靈的數字。魏野、寇準、林逋、潘閬四人情況有些例外，除林逋詩七律數超過五律，另外三人的五律數在比例上還是占了優勢，分別是40％、33％、27％，但與九僧等人差了很多，而這四位詩人恰好是受宋初白體影響較大的詩人（趙齊平先生在《宋詩臆說》一書中堅持認為林逋和寇準不是晚唐體詩人）。總體而言，說晚唐體重視五律還是沒錯，不過其內部的這些差別似乎也給了我們這樣的啟示，即對於詩體的喜愛在很大程度上和其師法的對象的喜好有關：九僧、趙湘、四靈的詩相對而言更接近賈島、姚合，所以他們的五律多些；林逋、魏野、潘閬、寇準等人在姚、賈之外還受到了其他詩風的影響，所以他們的五律少些。五律是詩體中最基本的範式，其他幾種體裁都可由此生發。晚唐體詩人的煉字、煉句是追求詩歌的精煉，在這種前提下，五言顯然要優於七言，前人的一些要將七言詩改成五言的故事正說明了二者之間的差別，所以對精煉的追求也是晚唐體詩人重視五律的原因之一。另外，五律有7種合格的形式，而七律的合格形式則多達15種，變化太多無疑增加了難度，也不利於展現詩人妥帖安排、慘淡經營的能力，詩句的技巧性會因此大打折扣，所以五律更受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