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晚唐體從時間上可分為兩段，一段是在宋初，一段是在宋末，它前後大約流行了160年，相當於半個宋王朝。在規模上，它也是人數眾多，絲毫不遜於江西詩派。但它的弱點在於缺乏創造性，基本上是晚唐五代詩歌風格的沿襲，這是導致人們對它評價不高的主要原因。當然，晚唐體是亂世之音的思維也多少影響了批評家們的評判。宋代晚唐體的藝術成就自然無法和蘇軾、黃庭堅這樣的大家媲美，但也不可忽略不計。最起碼，他們曾經改變了宋代詩歌的風氣，留下了許多充滿靈性的詩篇。
宋人對唐詩的分期直到11世紀末期才得以進行，這充分說明了宋初人們對於唐詩認識的不夠深入。宋初晚唐體詩人是缺乏自覺意識的，他們是五代的遺民，入宋後繼續著原有的詩歌創作。因此宋初晚唐體的出現並不像有些學者認為的那樣在真宗時期，而是在真宗時期達到高潮。宋初晚唐體詩人若以身份作為標準可劃分為三類：一類是隱士詩人，如林逋、魏野等，他們的特點是詩歌有些做作；一類是詩僧，他們在詩歌中會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一類是仕宦詩人，他們的詩歌往往表現出“入”與“出”的矛盾心態。真宗朝以後，晚唐體詩風開始沉寂，代之而起的是表現宋文化特征的以蘇、黃為代表的詩風。這時候的晚唐體詩風隻能以暗流的形式苟延殘喘，而對之進行的批判卻達到了高潮。其間，暮年的王安石在借鑒晚唐詩歌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半山體”，另有張耒等人也學習晚唐詩。蘇軾、黃庭堅去世之後，人們對於晚唐詩的態度開始分化。一些人試圖找出蘇、黃曾經向晚唐詩學習的證據，以此證明晚唐詩的可取之處；另一些人則延續著蘇、黃的觀點，對晚唐詩繼續嗤之以鼻。這兩種聲音從北宋一直響到了南宋。在南宋前期，出現了批評蘇軾、黃庭堅將詩做壞的觀點，這其實是人們對於江西後學不滿的反映。江西後學的詩作引起廣泛的不滿，一方麵是因為他們能力不夠，另一方麵也是江西詩派詩歌範式內在因素所致。正是因為看到了江西詩風沒落的必然性，中興詩人才毅然決然地背離了江西詩，轉而從晚唐詩中汲取新的養料。由於中興詩人們兼有江西與晚唐兩派之長，他們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造就了宋詩中興的局麵。中興詩人中，楊萬裏推廣晚唐最力。與他的不遺餘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陸遊等詩人，他們一方麵學習晚唐體，一方麵卻又時不時地表明自己的“清白”。中興詩人開了學習晚唐詩的風氣，他們的行為也為四靈提供了走向成功的思路。四靈抓住曆史的機遇，針對江西詩歌的積弊，打出了晚唐體的大纛，因此天下聞名。當然，四靈的成功與葉適對他們的獎掖也有相當關係，這位巨儒出於詩歌、哲學、鄉土等方麵的原因，幫助四靈取得了成功。而晚唐體由於具有比江西詩風更為簡易的操作規則，因此勢頭很快就蓋過了江西派，在南宋後期風靡一時。由於時代的原因，南宋後期的許多詩人失去了政治和經濟地位，於是有人稱他們為“江湖派”。現在文學史上談到的“江湖派”得名於錢塘書商陳起刻的《江湖集》，是集因為一起政治事件而獲得了空前的名聲。不過，以《江湖集》作為成立“江湖派”的依據顯然不妥，因為《江湖集》的編選存在著太大的隨意性，它並不是以藝術作為標準的。總觀南宋後期的詩歌，大約有三種模式：一種是江西詩風，這種詩風經四靈打擊以後已經式微；一種是晚唐體，占據著一定的比例；一種是試圖將前二者融合並超越融合派，參與的人數也最多。其中，江西派與晚唐派繼續進行著激烈的爭鬥，融合派則忙於對二者提出批評或進行調和。這時期的晚唐體一派的創作成就不高，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亦步亦趨，缺乏創新。倒是融合派的詩人薑夔、劉克莊、戴複古、方嶽等人，周旋於兩套話語之間，取得了較高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