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者以十年辛勞，潛心研究清代文字獄中一個重要人物戴名世，當其開始著筆著述時，必然會反複考慮運用何種編纂體裁與體例。以年譜體論定人物究竟是否合適？我在以往曾對年譜這一史體有過一些研究，在所著《中國的年譜與家譜》中曾說過：“年譜是史籍中的一種人物傳記……它是以譜主為中心，以年月為經緯，比較全麵細致地敘述譜主一生事跡的一種傳記體裁。它雜糅了記傳與編年二體……”看來年譜比傳記更易於容納史料，理清脈絡，尤便於寓論斷於敘事。我在研究林則徐事功多年後，就寫了一部《林則徐年譜》，深感寫年譜比傳記更順手，更容易求真存實，更易於減少個人情感成分。而撰者這部年譜把年譜的功能運用得非常自如，令人讚佩！
這部專著最顯著的特色，是無論資料的挖掘，史事的論述，牽涉的事實與人物，還是編纂體製等方麵，都力求全備。所用的資料，除譜主本身文獻外，還有許多有關人物的著述。他征引官書及一般常見書，也擴及方誌、雜書，在記事綱目下盡量附入詳盡的史料，並多加考訂。他對史事的敘述很細致。如記譜主應試過程，從入場、考題、作文、薦卷到錄取、放榜、任職諸環節都有具體內容，不僅便於讀者了解譜主參加科試的全過程，也映現了科舉製度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又如寫譜主的得罪，從被糾參入獄，株連親友，到懲處結案各個細節，都有滴水不漏的描述。撰者並不是孤立地記述譜主的生平，而是拓寬視野，將譜主置於整個政治、社會背景下，而與有關事務密切聯係來解析。對於株連所及的各方人物，都不是略加點錄，而是盡可能著其生平，使這部年譜不僅講清了譜主的社會關係，也為研究那一時代學林活動提供了大量的參考資料。
《戴名世年譜》的另一特色是頗有創意。撰者除了編纂常規應有的十二卷正譜外，又增設了若幹具有原創意義的體例。如立《後譜稿》，始康熙五十三年（1714）即譜主被誅之次年，下迄清末，曆時二百年有零，用以記譜主身後案件餘波以及遺作的編纂、題記、刊行等情事，為曆來年譜編纂的創舉。《後譜稿》後，有附錄八種，錄存正譜未錄的譜主佚作、雜類文獻和近世題跋、近世雜記，並收錄譜主的舊譜、傳誌。另有文目編年、佚文代文文目等。涉及方麵之廣，幾乎將有關譜主資料網羅殆盡，極便於研究參考。其最具創意者則為書前之圖版，撰者一反年譜常規，譜前未置譜主圖像，或示譜主銜冤沉埋不得顯其圖像，而特置興此大獄的檢舉人趙申喬朝服像，同時又置延致戴名世之趙吉士消閑像，二趙並舉，撰者之褒貶自見。撰者插入的書影中有十幅是文禍後譜主名號被剜改塗抹的證據，如譜主所著《孑遺錄》所署“桐城戴名世田有著”一行被塗抹；《依歸草》後印本卷十“戴田有集序”被肢解為“戈二月集序”；《秀野草堂詩集》後印本將有關戴名世的詩句剜去兩行半，開“剜天窗”之先例等等。撰者在編譜之餘還念及讀者的使用，在譜末附入綜合索引，分人名、地名、書名、篇名、酬酢、文獻等六種，以為讀者檢讀渠道。這些創意，不僅對年譜的編纂體例有所增益，亦以見撰者之匠心獨具。
年譜以編年為序，彙集豐富資料，確能體現長編作用，但撰者所持觀點及見解，亦多於體例安排，史料抉擇上發抒微言大義。如果撰者能在豐富資料基礎上，綜合譜主一生行跡，撰寫一篇萬把字的《戴名世傳論》，有所是非褒貶，給予史家評論，置於譜首，則將使譜主由平麵化為立體，給讀者以譜主的完整形象。譜傳結合似可作為年譜體裁的發展方向，姑以此與撰者商榷。本譜征引繁富，於其《文獻索引》中可一覽而得，惟大致限於清人，而時人有關著述則甚鮮，蓋以時人所論述，足以見當前於譜主研究之水平，將對繼起者頗有裨益。一孔之見，是否有當，尚待商量。
（原載《文彙讀書周報》，二四年九月十日）
5、評說《書樓尋蹤》
近些年來，藏書文化的研究在文化學研究領域中，日趨繁興。隨之而為人注意到的，有為數不多的一部分人，大多是人在中年，略具財力，但又不奔競時尚，而甘於默默無聞地在做應該做而又沒有多少人甘願去做的事。他們竭盡全力在搶救祖國瀕臨散失的文化資財，保存和延續祖國的悠久文化傳統，從而也使他們自我鑄造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守衛者。他們是接過曆代藏書家手中火炬的新興藏書家。在我仄陋的視野中，這些新時代崛起的新藏書家，從他們的起步看，大抵可分兩類；一類是在祖遺的基礎上繼續搜求、入藏、充實、發展，並加以維護；另一類是從本身開始，白手起家，曆二三十年的艱辛，多方搜求，各有所專，逐漸形成規模者。若從入藏內容看，一類是專門搜求近當代書刊，另一類則是專注於古舊珍善。韋力君屬於兩者中的後一類。從我接觸範圍看，他在收藏珍善古籍方麵應當算是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