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韋力君的認識很是偶然。前幾年，一位以收藏為重點的報紙的編輯來家采訪，向我介紹韋力君的藏書，一是由於我很愛書，尤其對珍善古籍，極想一睹為快，而在當今之世竟然還有這種“傻子”，更希望能有一麵之緣；再則我有位老友是天津一所名校的老校長，就名韋力，但我從不知他收藏古籍，是否垂暮之年又有了新的癖好？出於好奇，我打電話詢問，方知是重名。據告這是一位中年企業家，常有信或電話錯寄到韋校長處。於是我又向那份收藏報紙的編輯打聽到韋力的電話號碼，急忙與其通話，所幸韋力君早知我的賤名。我從電話交談中，約略知道他的藏書情況，所藏竟有元明刊本，愈加引動我走訪的興趣。終於在幾個月後，我借去京之便，與忘年交、女作家韓小蕙偕往，得到韋力君的熱情接待。他向我們展示多件精品，同時又向我們談到他正在實施一項行動計劃，在搜集了解藏書樓的文獻資料基礎上，親自走訪各地藏書樓及其遺址，並當場出示了他的走訪記錄和部分照片。韋力君還向我們談到他之有此行動，一是鑒於曆代藏書家對藏書的貢獻，不可泯沒，二是他在查閱文獻中常常發現所記多有雷同和不盡之處，所以決心親自訪查核對，以求真務實。我知道韋力君沒有受過嚴格的文史基礎訓練，但他的設想完全符合文史研究的正式規範，令人欽佩不已。我看了他的走訪記，隻要稍加整理，就能成文。小蕙是從不隨便約稿的編輯，但當她對藏書樓走訪記錄略加涉獵後，立即向韋力君約稿，希望他整理後在小蕙主編的《文薈周刊》上連續發表。果然不到兩個月，《文薈》上就連續出現韋力君所寫藏書樓的走訪記，並配有插圖，這也許就是後來韋力君那本《書樓尋蹤》的原刊本片斷吧！
時隔兩年，我從徐雁君處聽到，他和傅璿宗先生合編一套《書林清話文庫》，收有韋力君所寫的《書樓尋蹤》一書。韋力君沒有讓我白白地期待，終於拂去征塵，拭幹汗水，用他的心寫成一部獨具特色的書。這部書隻有韋力君才能寫，一則因為他對書的執著癡迷，幾乎把自己完全融入於書山；再則，我雖從未探尋過他的家底，但從接觸中了解，他家道比較殷實，因此才有可能出私囊到各地尋訪；三則是因為他在較長聚書過程中養成了謹嚴勤奮的學風。他五年如一日，孜孜以求，做著一般人視為“傻事”的事，探尋知名或不甚知名的藏書樓的遺存或遺跡，總達百餘座。這數字雖與文獻記錄的藏書樓總數尚有不小的距離，但韋力君確實開了一個好頭。萬裏之行，起於足下，韋力君在書樓尋蹤的大事業中，已經起步，而且是大踏步地起步。韋力君時在中年，設以其人力、財力，再擴大其團隊，則藏書樓全國普查工作，在韋力君的倡導與指導下，必將取得豐碩成果。我以耄耋之年亦有待於樂觀其成。
《書樓尋蹤》是韋力君自一九九七年立意以來，曆經五年，訪尋記錄的彙集，涉及浙江、江蘇、湖南、廣東、山東等五省，共百二十餘座藏書樓，所記有比較聞名的，如明代的脈望館、天一閣，清代的南四閣，晚清四大藏書樓，清末的嘉業堂以及池北書庫、愛日精廬等等，也有並不知名而被登錄的，如鎮江的紹宗藏書樓。我在二十年前曾為訪查清人丁晏事跡在此訪問過丁氏後人，當時樓中淩亂，我一直未將其視作藏書樓，而韋力君不僅詳記其遺址，並敘其建樓始末以及藏書來源。即使某些遺跡已經蕩然無存，亦必攝其現狀存照，如揚州文彙閣毀於太平天國時期，現已建為西園大酒店。雖了無舊物痕跡，但就故地而臨風憑吊，亦足令人感慨萬千矣！《書樓尋蹤》的每一篇尋訪記錄，都包含著書樓的始建與現狀，主人的生平與著述，文獻記載與現實考察的比對以及作者即景生情的情感發抒，語語都堅實有據，各篇均附有插圖，體現了著作圖文並茂的優良傳統。
《書樓尋蹤》的最大特點是其文獻與實際相結合的寫作方法，這是韋力君在開始尋訪之旅時就已自覺確立的主旨，他在浙江之行的訪古日記的小序中已直陳其事雲：
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就搜集關於藏書樓的資料，尤其是想辦法能找到有具體地址的那些資料。把這些材料放到一起慢慢比較，發現大多數材料對於藏書樓現址方麵的描述均語焉不詳。有一些描述地點的字數均相同，似乎均從一個出處抄來。於是，突發異想：何不親自去探訪這些藏書樓，一者是瞻仰藏書樓遺址，二者也可把今天的地點、名稱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