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浩義不無感情地望著自己的同窗。在六七十年代，人能主宰自己嗎？他1961年畢業時意外地“吃香”了，留校了。因為陳毅同誌那時有個講話，“專”又得到正名。僅僅一年後，政策又有變化，學校向前來要人的朝陽區文化館逐個介紹精簡對象。賈浩義，這人別的都行，就是白專。文化館的來者後來私下裏告訴賈浩義，他一聽白專二字，即說；我們就要這個人。
“這個人”無非對自己是忠誠的，對藝術是忠誠的。他清楚每個人的感覺不可能是整齊劃一的，如同別人都午睡他一點不想午睡。所以他畫的就不是大家能看到的，而隻是他自己感覺到的那種濃縮的、內在的精神，那種揮灑又凝重的撞擊力。一隻犛牛，笨重而遲鈍。然而賈浩義從它一步一步的不拔的行走中，感受到一種不妥協、不放棄因而就具有的撞擊力。犛牛好似從寬銀幕立體電影的銀幕上向我們走來，我們感覺到了它的沉重的腳步，聽到了它的粗重的喘息，然而事實上又並沒有看清它的細部也沒想到要去辨認它的細部。大塊的焦墨——而不是濃淡墨，實現了、提煉了賈浩義對犛牛的獨特的感受。這隻是賈浩義眼中的犛牛。“共性部分，由大家想象。”他說。《己醜年》這幅犛牛，沒畫眼睛，沒畫筋骨。你不會覺得怎麼沒眼睛，你隻在犛牛的腳步聲中，在陽剛粗故的力的衝撞下，覺得振奮而感動，然後體味著這黑色的韻律，感受著一種突破了已有均衡後的新的均衡。
五、馬的形體充滿了悲劇感，這是對真善美的毀滅的記錄
文化館的領導對賈浩義說，文化館是良心工作，想幹就有活幹。賈浩義為業餘畫者辦國畫班、素描班。這份良心工作倒是使他這個心口一致的人很多地說話了。一年後北京市“四清”開始，朝陽區金盞公社是市裏的試點。文化館派很有良心的美術幹部賈浩義下鄉一邊調查一邊畫階級教育的村史。他吃百家飯。說是百家飯，其實是大同小異的棒子麵窩頭。然而這麼重要的事，是更要憑良心來做的。他每每畫到淩晨，一夜夜的再沒什麼窩頭吃了。有一次暈倒在廁所的泥地上，大夫說你睡一天覺吧。睡了一天，是好了。不過從此身體傷了根兒似的，常有小病了。3個月後，126幅階級教育的連環畫全部完成，連環畫的詞兒也是賈浩義的手筆。他收集的材料，自然他清楚村裏的階級鬥爭史。這是中國第一本村史，很受市裏重視。這126幅畫先在中國美術館展出，後裝印成書，然而書還未及出籠，書中的英雄變狗熊——原來村裏向賈浩義反映的材料是假的！是整個兒編造出來的。二三十年後的今天看來，也不是英雄也不是狗熊，你鬥我我鬥你來回栽就是了。1963年的賈浩義是活得極認真的。這種今天對明天錯反過來有問題掉過去又打錯了自殺了的鬥爭，這是什麼事兒呀！
如此“四清”來“四清”去，賈浩義強化了一個想法——一切從事實出發。他從不願支使別人，也再不想被別人支使。直至“文革”開始有人說他是修正主義苗子。他再也不會不相信自己而相信別人了：我雖然不是黨員，但我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我腦子裏什麼也沒有，隻有工作、工怍。大家參加選派那派，賈浩義，你為什麼不造反？不，他是無黨無派，哪派也不想參加。人說這小子早熟。他說不過是想憑事實辦事，鬥來鬥去幹什麼？譬如這位老C，你們說他是叛徒，根據呢？來吧，老C，一起拉個二胡：《北京有個金太陽》。說是叛徒就是了？沒有證據的全是扯淡！我隻認——真的。
世上很多事，本來極明白的。真實的也是最明了。不明了的時候，那裏邊不是假作真時真亦假，便是真作假時假亦真。賈浩義上初中時，他的老師不知怎麼那麼愛他，監考走過他身邊時，還要拍拍他的頭：幾歲了你？給他寫評語時恨不得把誇學生的詞兒，全塞上去。但是開始了三反五反打“老虎”，讓學生反老師的官僚主義。老師=官僚主義？最大的老師就是最大的官僚主義？校長支持教賈浩義的那位老師，就是大官僚主義支持小官僚主義？賈浩義畫了一幅漫畫，畫校長用一根橡皮管子給老師打氣。幾年後他開始明白那不明白的事。他打聽這位老師的下落，打聽了又打聽。遵化縣的一位美術老師告訴他，那位老師後來被打成了右派，妻子與“右派”從法律上劃清了界線，他病了，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