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為馬蹄疾憤憤然。馬蹄疾卻精神勃勃了：“我很高興。我這個輪胎，就是用別人的嘲諷和欺侮打足氣的。”他的“輪胎說”使他鼓脹起來幾乎覺得天下沒有難得倒他的事。他坐上悶罐子似的長途車，趕一百來裏土路的黃沙坨。6月天氣，別人在這樣汗氣襲人的顛顛車裏苦不堪言，獨獨馬蹄疾覺得很好，他可以睡覺了。車顛得不能看書，他可以當仁不讓地睡了，受之無愧地睡了，不睡白不睡了。不用花錢買“床位”，不用怕民警注意他，不用動腦子，不用幹這幹那，可以一路睡去。人生難得這樣消停！
到了黃沙坨，頭一天調查，寫完報告——明知無用的報告，然後就校對清樣。農屋隻有一盞20支光的燈，還黃紅黃紅的。清樣上全是繁體字，且學術著作一點誤差出不得的。然而馬蹄疾已具有了越苦越發奮的自我調節機製。35萬繁體字，就在這20支光的“彩燈”下，如期校完。馬蹄疾提起筆在書末寫上：“1980年6月10日淩晨於黃沙坨。”
不過說起這件事，他是興奮的，為他的“輪胎說”的偉大勝利而興奮。
1980年遼寧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正式把馬蹄疾從鞍山調去。現在，他可以專一做他想做的事了。這是他自己的時間，這是每一分鍾都要計算著用的。好比包產到戶後農民有責任田，就要計算著想密植想間種想一年收兩茬想從責任田裏無盡無休地收獲。他的家還在鞍山。文學研究所每星期五上班。他就得清晨3時30分起床，4時離家，趕5時10分的火車，7時30分到沈陽，再坐公共汽車，8時30分到社科院。這本來也沒什麼，如果上班的確老有事的話，如果人人都得星期五上班的話。但所裏有人兩周才來一次，因為上班常常也沒有事。偏偏馬蹄疾就得每周五準時來，否則就是紀律問題。規規矩矩地上下班，實在心痛這來來回回路上的時間和上班閑扯的時間。“來上班也沒有事！”他發牢騷了。如果這是當年在水泥廠，或是在鞍山圖書館，他是不會講這種牢騷話的。他早已失卻了講牢騷話的功能。現在，他如同一個昏睡了二三十年的人，給紮了針灸。他的做人的功能正在恢複。他有了做人的意識——不光是做學問，而是教人。譬如，他會發牢騷，了，雖然隻發了那麼一點點。
他的發牢騷的功能立刻受到了社會的檢驗：院裏批評他驕傲了，目中無人了。不發給他申報助理研究員的表。而別人比他上班少的倒發到了表，更不用說學術成果的多少了。
1981年，在文學所的全所會上，馬蹄疾突然激憤地站了起來，說：“夫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地也。”這和他一貫的謙卑恭順反差太大，於他不啻是在“政變”。加上他說話越激憤，就越本色，紹興口音越人風味就越突出，大家一時聽不清他之乎者也地說什麼。這兩句話，魯迅曾四次引用過，認為這於紹興人是很有光彩的。當然紹興人馬蹄疾在文學所的會上用，比喻不當。他無非想講你們背後說我，我是不怕的！有問題為什麼不擺在明麵上來？為什麼別人發了申報助研的表，而偏不發給我？
紹興人馬蹄疾的“報仇雪恥”隨著他發言的結束而結贏束。秀才造反，投有不失敗的。他本來正在和院裏一位同誌合作寫一部書。他“雪恥”之後，有關方麵叫他交出全部他收藏的有關這部書的資料，改為集體創怍。而馬蹄疾，等於成了資料員。
馬蹄疾同意了。
他不是在“報仇雪恥之國”長大的越人嗎？是的。不過他曆經幾十年的異化程序，早已是一個怕扣上個人奮鬥的帽子，怕得罪頭頭的當代閏土了。魯迅的《故鄉》中的成年閏土見到兒時的密友，竟是喊過兒子：“永生，給老爺叩頭。”明明人家不是老爺，不願作老爺。所以有閏土就會有老爺，就會有各種“魯四老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