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偏有的女性把馬蹄瘓看得很高，“人往高處走”，以開放年代的解放精神隻管向他們家走來。有的走向貴嵐的兒子，有的走向貴嵐的丈夫，總因他家條件好，總因馬蹄疾的學問好。可是，她們明明知道貴嵐不願意，她們為什麼還要找老馬？為什麼用那種眼神看他？一想起那個眼神，就叫人受不了！就絕對不願意在自己家裏再看見她！
貴嵐呀，隻要你和馬蹄疾親密無間——無間就是無間隔無縫隙——那是任何別人也走不進你們兩人之間的。還有比馬蹄疾更可靠的嗎？
貴嵐是知道馬蹄疾對自己再好不過。可是，她就是受不了“她們”那個眼神。
貴嵐頭痛，睡不好。馬蹄疾要是上京出差貴嵐更睡不好。不過她染了發，又穿著馬蹄疾不惜工本地從上海，廣州買來的這樣那樣的衣服，她看上去又嬌小，又年輕。馬蹄疾又給她從深圳買表，買高級眼鏡。他恨不能用錢把她腳下的地砌高，讓她和他保持心理平衡。然而她還是有一種連著深深的自尊的深深的自卑感和失落感。
然而馬蹄疾多麼需要一個寧靜、平衡的家庭氣氛。這是他得以專心研究學術的基本生存條件。他希望他能以利他主義，以自我犧牲，不斷完善家庭的調節機製，來保持家庭的恒溫。
“人也很難做的。”他對我說，“我人前人後不說一句隱瞞我妻子的話，這樣，她就能對我放心了。”
她直直地瞪著我，無望而又希望我能給他什麼方法。我已經和貴嵐談過了。我已經一無辦法了。我垂下頭去，看著他書桌玻璃板下壓著的一行美人。馬蹄疾又從書櫃裏抽出一本《裸體藝術論》。人體的美是最美的。他說。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1955年8月初，胡風被帶走前，在小兒子臉上吻了一下，深深地祝他做個好夢。然而胡風被人用黑布蒙上了眼睛，用麻繩綁縛著雙手，送進監獄。十年後他在獄中思兒，寫詩：《夢讚》。
馬蹄疾20來歲的時候，他的紹興老家有個小名叫毛毛的鄰居姑娘，在紡織廠做工。毛毛每月拿到30多元工資，就送來幾元錢叫他買書。毛毛毫不懷疑自己可以養活他，更不懷疑他將來定有出息。在越王勾踐點將練兵的越王台前，毛毛靜靜地聽他講紹興的人傑地靈。她有了一個工人“不應該”有的——思想。1957年反右開始。毛毛在廠裏貼出一張大字報，於是被打成右派。當右派，幾乎是知識分子的專利。偏偏她這個不到20歲的工人“破格”當了右派，而且被發配到肖山縣當農民。真是山盟雖在，錦書難托；一懷愁緒，幾年離索！
後來，1961年馬蹄疾調到北京工作後，寫信告訴毛毛。毛毛回信說，你現在已在京工作，我們兩個一天一地了。我生活挺好，準備找一個農民結婚。我們兩個的事就此了結。馬蹄疾急急地又寄擊一信：我不能忘記我們的感情，我要找你把結婚的事商量一下。這次馬蹄疾等了3個月才等到毛毛的回信，撕開信封，抖開信紙：“……我已和一個無知的農民舉行了婚禮。我這是在婚禮舉行完的當晚給你寫的信……”
當年馬蹄疾備嚐失去毛毛的痛苦，如今他“縱容”兒子們早戀。我說兒子太年輕就結婚，看不準人怎麼辦？他說不存在這個問題，看錯了就離婚。愛情若不能不斷更新，婚姻本來就不能一勞永逸。家庭的裂變是社會的進步。
小兒子還在上高中，女同學的來信、照片都放在馬蹄疾那裏。因為小兒子和馬蹄疾是無話不談的朋友。我看到小兒子書桌玻璃板下，美人一個更比一個美，選美似的。還有一張香港“無線”推出的影片《求愛敢死隊》的五個泳裝姑娘。馬蹄疾說，人類的完全解放包括性的解放。
我順手拿起一盤小兒子的錄音帶《不穩定的愛》。錄音機裏響起了年輕的聲音：
我開始對自己說話，
說些自己也不懂的話。
身旁的七個數字之後，
隻是冰冷的回答…
小兒子確實很新潮，說了，家裏為他存的錢他將來一分不要，所以他每天清晨4點鍾起來苦讀。
大兒子20歲時，馬蹄疾就幫他找女友。一個不成，趕緊補上一個，生怕他獨自感傷。所以兒子今年才23歲，就結婚了。如此著急讓兒子結婚，了卻心事，卻又像封建社會的男大當婚，父母包辦。這個包辦，指的是從候補人選到一應物質基礎。我從沈陽坐火車到鞍山，特意去看看他大兒子的新房。一進門，眼睛一亮。迎麵是那種大約一兩千元的CASIO電子琴。淡雅的組合櫃上，大彩電、錄音機、音樂鍾、化妝品，時下“該有的”都有，席夢思床下還有一大卷花地毯尚未鋪起來，因為還沒正式舉行婚禮。貴嵐說，260元的床罩還沒鋪呢。是啊，拐角沙發也蒙著布。門口一邊有個大冰箱，另一邊是洗衣機，都罩著白色透明的塑料套子。還有鞋架，窗簾盒、高壓鍋等等一應俱全。家具是馬蹄疾去選購的。牆是馬蹄疾刷的。錢當然更是馬蹄瘓準備好的。整個新房便如罩在一個塑料薄膜中的溫室，溫暖得使人疲軟。我禁不往對馬蹄疾說；我總的感覺是——不用再奮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