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看看周圍的旅客，似乎連“等待意識”都不太具有，似乎覺得這種硬座車廂從來就是這樣的，當然就是這樣的。他們“揮灑自如”地往地上噴吐著瓜子皮、煙頭、梨核。賣雜誌的邊走邊吆喝邊往地上吐痰，與這樣的車廂“混然一體”，我坐下不久就開始咳。我的氣管炎還沒斷根，一遇上煙味或汙濁空氣就咳。這次是重量級的咳，完全與空氣的汙濁度成正比。連連咳來，心口疼痛不堪，此時但見眼前又揚起一團塵土，是對麵座上一位壯婦舉起一個塑料薄膜的棉被卷，這個棉被卷，好像剛在粉塵裏蘸了蘸，稍一動就粉塵飛揚，嗆得我越發大咳，人也差患咳得蹦了起來。
我用軟包裝飲料來鎮壓咳嗽，達才能說說話。我們對麵的座位上，有一位壯漢。他臉頰上那種執著的紅，一望而知是日出而作的農民。他對和我同行的馬蹄疾說，你講話帶浙江口音，又看看我說，你講話帶香港口音，不過樣子完全像上海人。我驚訝於一個北方農民的觀察力。他又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我笑指馬蹄疾，說是浙江鄉鎮企業的，這是馬廠長，我們是他的兩個兵。他說知道知道，你是秘書她（指責嵐）是會計。你們去鞍山幹什麼？我說去鞍鋼。他說你們去鞍鋼找的是誰？我們一時語塞。他說你們還保密？他拍著馬蹄疾的肩膀：老廠長啊，現在我們農民不是吃飽飯的問題，是怎麼活得更好。我跟你講……化肥……江蘇南通有一個……山海關……
車廂的嘈雜，使我聽不清他的話了。他都沒有注意到他身邊的“馬廠長”一聽生意經就像聽催眠曲一樣，睡著了。他遇著“馬廠長”就想打進鞍鋼呢。農民再不等待上蒼了。我看一眼他打開的一本雜誌，上麵有一個小標題：要鄧麗君不要柴可夫斯基。
能喊出自己要什麼，比起不知道自己要什麼乃至以為自己什麼都不要，著實是進步了。要過好日子，要美。鞍山的新建築很新潮。鞍山的姑娘們穿著各色毛衣、長裙，像早春的花兒似的引入注目。我在鞍山一路經過勝利路、勝利賓館、勝利劇場、中華路，為民路、市人民公園、市人民商場……所有這些名稱，都像一往無前似的。如同胡風的詩句：“一切願意新生的，到這裏來吧。最美好最純潔的希望，在等待著你！”
人民商場邊上，當年“文革”時把全市重點批鬥的人的“罪行”全張貼在那兒，組織大家參觀。馬蹄疾也躋身千這個重點行列，名字被打上大大的叉。
幾十年非文化和反文化的報應，是全國性的文化危機或者說無文化危機。解放以後舊書店在紹興似很障限，遂一消失，後來又後來，明代大畫家徐渭的故居青藤書屋也遷入了糧食加工廠。陸遊寫《釵頭鳳》的沈園，四周被各廠家圍殲。《阿Q正傳》中寫到的長慶寺、土穀祠，隻剩幾根石柱。真是“東風惡，歡情薄”。到80年代文化古跡開始修複，但是什麼時候紹興才能再產生著名的文化人呢？倒是非文化的迷信達到大盛。小學校長白天教書晚上當道士，給死者超度；工廠書記率隊給菩薩許願，求菩薩保佑工廠的效益。錯錯錯，莫莫莫！
馬蹄疾去年從北京到成都去校對《胡風傳》的清樣。北京方麵問他：旅差費你自己能承擔嗎？馬蹄疾說，行，行。四川方麵問他：你要是在北京不能報銷，我們這裏給你報。馬蹄疾說，我能報，我能報。馬蹄疾哪裏也沒有去報銷。人說他太老實。他說他也不是老實，是講點道理。人家出書賺不了什麼錢，甚至可能是賠錢，怎麼還能去找人家報銷旅差費？有求於人得低三下四。所以，雖然各出版社對他很好，但他不願意在一家出版社出第二本書。“出了我—本書，已經很對不超人家了。”他說。他怎麼就不明白，這樣的學術著作就是賠錢也值！不，不是他不明白。是這個社會不明白，社會不需要。他的手頭還壓著兩部書稿。他說他不想四處投稿，要出版社正好和他談起，才給。怕給人家增加麻煩，怕別人厭煩他。也許人家根本不需要這樣的書呢？
不過，如今連一個普通東北農民都能知曉山海關、南通的商品信息，紹興人馬蹄疾自然也有了商品意識。他自費鉛印了他的三本新書的征訂單：《優惠預訂啟事》。凡訂閱1-5冊的，一律九折優惠。6-15冊的，一律八五折優惠。16-50冊的，一律八折優惠。50冊以上的，一律七五折優惠。郵寄費在內。他那征訂登記表上劃著一個個欄目：郵碼、單位、地址、經辦人、書名、定價金額、折扣、實際金額、備注。這要花多少時間？這三本征訂的書是：《胡風傳》、《李輝英研究資料》和記述魯迅、胡適、周作人、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徐誌摩、巴人等40餘名現代作家的軼聞遺事的散文集《文壇藝苑軼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