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軼話，這樣的傳記，居然還要靠自己征訂！莫非以為不要文化也能賺錢也能強國也能走向現代化？
文化人麵對沒有文化的有錢人，隻好孔乙己般地自嘲：君子詞窮。一位學者寫了一部書：《我的讀書生活》。出版社要他自己包銷3000本方能出版。出版社也不能不算經濟效益。馬蹄疾對該學者傳授銷書秘方，說待書賣完後，你可再寫一部書了：《我的賣書生話》。
更有一位朋友積幾十年的學識，用畢生之心血，寫成一部厚書。他一生清貧，如今兩個兒子都要結婚，等著為父的用這筆稿費讚助婚事。這位六十高齡的仁兄問馬蹄疾可有什麼辦法免去那巨額的書稅？馬蹄疾正好看過一部什麼電視劇，劇中某人出書署上幾個人的名字，人均稿費就少了，就不用上稅了。朋友一聽，如醒醐灌頂。於是那部厚書出版時，作者的名字有三：為父的和兩位犬子。
至於馬蹄疾自己，“我如果賣不出我的書，我就上街叫賣！”
但是他活得太累了。他的手捏著筆寫字捏住了就鬆不開，得慢慢地才能使手指頭離開筆杆。就像彈簧繃得過緊，壞了，鬆了，彈回去很困難。單位裏本來今年要委任他一個什麼職務，不知怎麼吹出一股風，傳言他十年前出版的書《許廣平憶魯迅》是抄襲別人的《魯迅回憶錄正誤》，侵犯了版權。可是馬蹄疾的書是1979年4月出版的，而別人的書是1979年11月出版的。哪有先出的書抄襲後出的書？而且當時他讓出版社把該書稿費直接寄給周海嬰，不要通過他來轉寄。紹興人的精細使他不想經手別人的錢。他自己隻拿抄稿費。1萬字才拿10元。56萬字的書，一共得到的“經濟效益”是560元。而他查找資料、抄卡片、寫成書、校對，多大的勞動量！關於他的侵犯版權等等，他是事後從黨內人士那兒聽到的。他不能不澄清自己侵犯版權的罪名。他要申訴。然而他的潛意識裏偏偏還去不掉服罪感。在無罪和服罪的苦掙紮中，他又是先請示，先把告狀信交院黨委過目。院裏在黨員會上為他肅清影響。但是原來要委任他職務一事，早已成為過去了。時間已過，機會不再，沒他的戲了。
如果黨內人士不泄露黨內機密，馬蹄疾不知此事反倒心靜。對於馬蹄疾，或許莫如不知道。他本來也隻想做他的學問，銷他的書本。他的命運本來不掌握在他的手裏，但是他到底掌握了他的命運。他體內新生的人的意識動輒嘲弄他老朽的服罪意識。
胡風呢？從50年代等待到80年代，不就是等待一個無罪的宣告？1980年，胡風內因性精神病複發，住在醫院裏。周揚走進了他的病房。1955年周揚的一篇《我們必須戰鬥》，揭開了批胡風的序幕。後來周揚重複了胡風的命運。有關人士叫胡風投井下石，胡風沒有遵命“戰鬥”。這一對30年代左聯時期共同戰鬥過的同誌，都是時代的悲劇人物。周揚更可悲，後來竟成植物人。也許，對他來說，停止思雛比不停止思維更福氣。當時在醫院裏，他們的手握在了一起。周揚告訴胡風，中共中央做出正式決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平反。胡風己病得不能對平反文件過目，也不能在平反決定上簽字了。他的淚水在眼眶裏顫動著，說：“我感謝黨，感謝。不過，三十五年來，我還一直沒有一個家。現在，我想安個家，安個小家。”
先於胡風去世的七月詩人阿壟早為胡風寫了悼詞：
要開作一枝白色花——
因為我們要這樣宣告，
我們無罪，
然後我們凋謝。
1989年4月10日於北京
原載《十月》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