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福和，長臉、長鼻、單眼皮、大鼻孔、皮膚黑、“牙口”好，真正虎虎有生氣的高頭大馬一般。
粟素娟就是周福和為經理的附屬企業公司的七個副經理之一。攀鋼有多大，周福和經營的集體企業就有多寬。每年安置1200名待業人員，都是招生，招工招不去的，文化偏低或身有殘疾的，沒有可能擇優錄取。對於安置對象隻知道一個名字，也就是一個代號。不過企業公司每年拿出50萬元把代號們送往大中專委培。
我走進一所代號們創造著價值的民政福利廠。正在開會。坐那兒看看蠻好的。據說上、下班時一個個顛的、跛的、扭的，像一隊長長的殘缺迪斯科。近門口坐著一個紅衣姑娘，甜甜的，衝我笑，衝我拍無聲的手。這樣天性開朗的姑娘為什麼又聾又啞？我麵前坐著一個叫羅丹的英俊青年，可惜左手拄拐，右手拄棍。他學了三年多函授法律了，每天下班後苦讀到淩晨。他身邊一個叫馮樹明的青年，自學了日語、英語、世界語。大眼睛裏充滿了善待人類的笑容。他一定覺得生活沒有虧待他，雖然他的腳有殘疾。攀鋼舉行4000米長跑比賽，他去了。自然跑在最後，但是觀眾向他拋來那麼多的掌聲，那是冠軍也得不到的。祝賀你，馮樹明！
周福和說：趙忠玉給我上方寶劍，我依靠攀鋼，服務攀鋼。周福和原先做過3年政工幹部。知道要耐心做工作，所以大家說他脾氣好。如今當這個集體企業公司的經理，投資、安全、質量、承包，每一項決策拍扳時都有風險，有責任。他是大法人，下屬各企業是小法人。小法人稍有差錯，大法人心急如焚。“鬆動一點，後患無窮。不逼、不壓，工作上不去。不得罪人，做不到。都說我霸道一點。”他大笑起來，像高頭大馬仰天長嘯。
原先他把自己的天性壓抑了起來，如今他把“馬性”，釋放了出來。其實他是更像他了。
他的白襯衫口袋上，兩個大大的鋼筆墨水跡。妻說你把家當旅館。他說我是交了旅館費的。妻又要上班又忙家務，而攀鋼出門就是坡，也許太勞累丁，去年一腳踩空滾下十幾級台階。腦震蕩，腦內骨折，縫了7針。腦顱底出血，搶救半年。周福和如何放得下他那企業公司的1萬3千人？他出錢請人幫忙為妻安排一日三餐。然而他母親又得了病毒性心肌炎，隻好把母親送到他弟弟家養病。然後他那在武漢讀大學的兒子得了胸膜炎生命垂危，剛病好的妻請了假去護理兒子，偏還有人告狀。妻兒母親他都可以由親人代他盡責。獨獨第四個人生病後，他不能不親自去照看了。那是他還未過門的兒子的未婚妻。醫院一再搶救後給她裝了體外心髒起搏器，隨時有生命危險。我離開攀鋼到成都時，正好與他同住一樓。我說你什麼時候離開攀鋼的？他說昨晚。昨天下午4時55分他去醫院看孩子（未過門的兒媳）。孩子見他要去成都，哭得好傷心。他5時20分不能不離開她了。到家用10分鍾收拾行李。他來成都是參加省經濟工作會。正說著，服務員喊他接長途。攀鋼醫院打來的。我急問怎麼樣了。“醫生說，孩子必須裝永久性起搏器了。可是孩子才22歲嗬！”
四十多歲的周福和像一匹老馬似的垂下了頭。
我無力地說：你保重嗬。
周福和又像虎虎有生氣的高頭大馬般嘶叫著：“我們這種人，命長著呢！”
孔省西南飛
原先隻有7戶人家的攀枝花，在60年代中後期到70年代初，才進來第一批開發者。當時住的席棚子人稱革命大工棚。夜裏輪流值班，警惕狼的襲擊。有人外出，要緊的是捎點鹽來！苦則苦點，大大小小的向往總是有的。譬如：什麼時候能把攀技花建設成四川農村那樣就好了。譬如：晚上看場露天電影。背上水壺，提上馬紮、手電，爬上一兩小時山路，再往露天銀幕跟前席地一坐。嗬，這份享受！
窮家破業過慣了的人，承受力大。包括對髒、對亂的承受力。趙忠玉出訪日本時，洋人分不出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趙忠玉自己想想，中國人日本人都是人。為什麼中國的廣大百姓不能生活得這麼幹淨、衛生、舒適？為什麼我們地上有痰，路上淌水？為什麼攀鋼人這麼賣命工作，就不該住好些吃好些生活得好些？各廠礦單位，鍾要準，燈要亮，地要幹淨！鍾不準比沒有鍾更討厭。燈不亮不如把燈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