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寫這篇文章，僅僅是為了讓他看到。
二
前些天，收到一封合肥來的信，說他病重。我走進廚房，衝著水池掉淚。腦子像水池一樣空白而沉重。然後打電話，找人，等飛機票。腦子還是像水池。
三
不知怎的飛抵了合肥。這就上醫院看他，我說。
幾個朋友相約在賓館會合，都是他的朋友。大家說，還是先了解一下他的情況，再去。情況是這樣的：他做B超和CT檢查均指示肝上多發性實質性病變。胸片發現雙肺轉移病灶。會診結果認為原發灶可能在結腸。查清原發病灶已經沒有實質性意義了，目前隻能作支持療法。
他自己知道不知道？去看他的人，有的想避而不向他的病情，腦子裏想的又隻是他的病，結果不知與他說什麼好，出現冷場。大家注意，可別出現冷場！
當晚我們走進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4樓他的病房。“你怎麼來了？”因為驚訝，因為高興，他的眼睛閃亮著。熟悉的眼神，熟悉的閃亮。但是，他的臉畢竟灰黯了。如同這黯淡的病房。空調機以它不可理喻的噪音幹涉我們的談話。他就在這樣的“空襲”中度過他的有生之年？他應該住比這好得多的北京幹部病房。入院前他正好在北京。人家給他聯係好了醫院、醫生。他不去。就是不願在北京檢查身體。7月8日飛回台肥機場就肝昏迷，直送醫院。
我調整一下情緒，快活地說，我正好到合肥來玩，聽說他病了，就來看看他。
然後竟無話。在真人麵前說假話竟是這麼難。事先說好一定要避免的冷場還是出現了。我和他本來無話不談的麼。我即興拽來一個話題：“官倒”。他滔滔起來，胸脯竟然大起大伏著，我真怕這樣會不會擠壓、弄破了他肝上突起的癌腫瘤。他越說越激憤。媽的！他罵，極響亮的。
我握住他的手，怎麼這麼軟弱，像嬰兒。
我不由抬頭看看他床頭掛著的輸液卡。上麵清晰地寫著他的名字：蘇樺。67歲。
四
上午去蘇樺家看望他妻子梅大姐。
她去醫院了，一會兒就回來。蘇映曦說。我說蘇樺病房那個空調機噪音太大，病人怎麼受得了？能不能修一修？他說這裏的空調機都是這樣的。他爸爸這樣的醫療條件夠好的了。
這樣看問題的，真是蘇樺的兒子了。在娘胎裏就知道不計條件。1946年底蘇樺帶著一支敵後武工隊打遊擊，梅大姐懷著7個月的孩子隨幹部大隊撤往山東。產婦編成一隊，每日也得行軍40裏到80裏。所以都是順產。把高粱杆紮成一個篷，產婦往裏一躲，再用劈成兩半的高粱稈自己割斷臍帶，然後在腰間紮一布兜，兜上渾身血汙的嬰兒繼續行軍。這些孩子很有些叫“小兜子”或叫“路生的”。梅大姐正要在地裏生產，遇上一位山東老鄉把她拉進家裏。梅大姐有幸上炕生育。雖然是個把她凍得下巴骨咯咯直響的涼炕。後來她說起這件事，還哈哈地拍手，說她這一生真有幾件最幸福的事，應了她的名字：梅福林，福如森林。
因為是到了魯西生的接子，所以起名時取一“西”字。又因為與蘇樺互相通信幾十封，可誰也收不到誰的信，不知對方犧牲了沒有？這孩子便是蘇樺的一個影子，於是孩子叫影西。影西在50年代受到東風壓倒西風的教育，懷著對“西”字的警覺，自己把名字改成諧音的映曦。
我問映曦，蘇樺與梅大姐的工作簡曆？他竟是說不全。我像查戶口一樣地問，他幹脆搖頭了。從小蘇樺不讓他對人說他是哪家的孩子。他也討厭人家說他爸爸是副省長或是省人大常委副主任。他也不想知道爸爸媽媽在做什麼。他小學6年上了9個學校，都是因為蘇樺工作調動頻繁。他印象深的是中學時蘇樺要他每逢假期回外婆那個村裏勞動，不得少於20天，而且要帶著生產隊長寫的勞動評語回家。他和老二，兩三歲時都被送到滁縣地區托兒所。一年裏蘇樺和梅大姐去滁縣開兩三次會，捎帶著看看兒子。這個托兒所，每星期天沒人接的孩子，除映曦兄弟外，還有一個烈士的遺孤。
蘇樺後來要幫助一些貧窮鄉親的孩子，每月寄10元、15元、20元不等。他自己的6個孩子，從小都沒福分喝上牛奶。映曦現在有時出差住賓館，早餐供應一杯奶。他要不是不願意浪費，是斷然喝不下這杯奶的。
映曦看看手表，說媽媽怎麼還不回家？明明省裏給配好了小車，她又坐公共汽車了。從醫院到車站，從車站到家，都要走很長的路，又是30幾度的高溫。我知道映曦開始擔心他媽媽會不會途中出什麼事了？隻是當著我的麵不好意思流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