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大姐真不該不坐小車的。我說。
老二昨晚在蘇樺身邊值夜班，正在睡。老三我在醫院見過，名叫珠江。因為是1952年蘇樺任江蘇浦江縣縣長時，在縣城珠江鎮生下的。她老是穿不會引起任何人注意的，叫誰也記不住的衣服。珠江16歲時一個人下放在生產隊裏，住一處破房。她發瘧疾，高燒。外邊下大雨，屋裏黑乎乎的好像聽到有人喚珠江！珠江！又是幻覺。幻覺裏看到爸爸站她床邊。使勁睜大眼睛看看，爸爸全身濕透，臉上被淚水打濕。當地是粘土，雨後一步一陷，蘇樺帶著渾身泥漿，攙著女兒珠江，上了回合肥的火車。
珠江在蘇樺的病房裏和我講起這事，然後沒頭沒腦地加了句：爸爸對我們可嚴了。然後愈發地哭著。
老四是1953年蘇樺到定遠任縣委書記的時候生的。定遠曾名曲陽。50年代初的人心中盛滿了歌曲和陽光。老四就叫曲陽吧。老四也是1970年下的鄉。後來，她上班的單位不承認“文革”中畢業的中專生，她這個工人就不能轉為幹部。這批中專生，在很多單位都轉幹了。蘇樺說句話，老四自然就轉了。幹什麼不一樣？蘇樺說話了。於是直到今年7月初，老四被單位提為副科長，自然轉成幹部。蘇樺不願讓剛剛上任的副科長分心上醫院。我終於也沒看見過她。
映曦不安地站起來走動著：媽媽怎麼還不回來？她離開醫院快一個半小時了！映曦淡淡的外表下，躁動著不可名狀的焦慮。
可不會出什麼事吧？我也不安起來。
老五掃著地走進屋來。她是1954年我國第一部憲法誕生時出生的，取名叫憲憲。很甜美的瞼現在哭得小了一圈，可憐見的。於是想起她16歲下鄉時，纖弱的身子擔兩桶糞：糞把人壓在地上。
“媽媽是不是在街上買東西？”映曦嘀咕著，開始用假設來自慰。我惶恐著，梅大姐千萬千萬可別再出什麼事！我怕再受映曦的感染，上小屋裏找老六去了。
老六是1956年蘇樺提任安徽省委辦公廳副主任時生的。當時正值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所以取名：高潮。蘇樺自然不會想到，他很快就會驟落到一個低潮，然後一生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落到淮南化肥廠時，五六歲的高潮看到人家孩子由爸爸媽媽帶著冼澡，而他就隻得自己上澡堂。後來，蘇樺在醫院裏抱憾地望著他：我從來也沒有帶你睡過一次覺。蘇樺忘了，他甚至從來沒有帶他洗過一次澡。
梅大姐回家了。
媽媽你怎麼才回來？映曦問。梅大姐拉開提包，取出一個小暖瓶，說是給蘇樺去買這個了。說著坐一邊兒，靜靜地擦汗。一個62歲的人在30幾度太陽下走上兩個來小時，這個熱，這個累。但她安靜得如同從樓上走下來似的。我說你快上樓洗洗瞼，我這就要回賓館了。否則，她裹著一身汗就這麼陪坐呢。
梅大姐喊了老二送我，讓他告訴我怎麼走到我住處。我知道他叫杭滁。當時蘇樺隨百萬雄師下江南打到杭州，梅大姐留在滁縣，因此得名。他1968年“一片紅”時下的鄉，後來一直在安慶當工人。一個地道的、道地的工人。隻管幹話，不管閑事。哪兒的馬桶壞了、下水道堵了，他就去修，就是不說話。一聽父親病重，趕到安慶的長途車站，早班車已走。幹脆在車站死等下午1點的班車。顛4個小時奔回合肥家裏，悶頭先往空了一天的肚子裏灌下三碗稀飯五隻包子。現在這位年輕的七級工高聳著肌肉發達的寬肩，悶頭在我前邊走，一聲不吭。我衝他的後腦勺說，好像在哪見過。“昨晚我不是在醫院裏？”他說。是了，昨晚我坐在蘇樺身邊，看見一個人走進來，坐到緊貼牆角的一張椅子上，再沒出過聲。我不會朝他看去，如同我不會看牆角。於是又想起，幾年前我一定還見過他一次。1985年我在安慶參加一個經濟改革的會議。蘇樺在會上講話、插話，使我這個一聽上數字就亂了陣腳的人，對經濟學狂熱了起來。那天晚上我坐在蘇樺屋裏向他提出各種幼稚可笑的問題。會後我寫了篇報告文學，叫《經濟和人》。其中有一章《兒童經濟學》，便是那晚談話的記載。那晚談話時，有一個人招呼也不打地進來悶坐了一會兒，留下一包茶葉，又招呼也不打地走了。當時我隻見經濟不見人。現在回想起來，就是在安慶當工人的杭滁。
前兩次都沒看到他的臉。這次他又隻給一個背。一個有力度的，執拗的男子漢的背。走到省府大院門口，他隨手一指說一直往左走便是，於是轉身往回走，還是給我一個背。我相信這樣的人說什麼就是什麼。我向左走，一直地走。我知道大約走一站地便是，但是我已經走了不止一站地了。我問路人，方知走反了。應該往右。事後梅大姐告訴我，老二給喊醒後，懵懵懂懂中把我住的華僑飯店聽成長江飯店了。在他爸爸那裏值夜班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