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樺在11日做CT檢查後,約家人14日清晨去他病房。老四剛當副科長,忙,別來。老五憲憲是不是要去馬鞍山?其實不一定要去的,憲憲說。蘇樺說,那個企業計劃實現得不太好,還是去看看吧。這樣集台了四個孩子。蘇家這麼多年,沒有一下集中過這麼多人。蘇樺望著老二,說過去打了你。老二杭滁說是自己太倔,爸爸打得對。蘇樺的眼角滾動著淚水。他故意抬眼看天花板,不讓淚水滾下來。本來他想好好看一看每一個親人,結果見麵這40分鍾裏幾乎一直看著天花板……
五
我本來隻是去合肥看望他,現在我想寫他,要讓他在這個世界上的時候給他看到,也不枉我和他相知一場。下午我要和他好好談談。
走進病房,又是一屋子看望他的人,又累著他了。我做到他身旁,都不忍心讓他說話。說話傷氣。我說,你太不注意身體了,否則也不至於……
竟然指責起他來!這可完全不是我想說的,他微笑。我也微笑。我記憶中,這一下午再沒說什麼。隻是微笑。
六
誰也說不清蘇樺自己到底清楚不清楚自己的病情?他半年多以前就開始便血,厲害時一連20多天。就是不願檢查。別人說他大意。梅大姐早在1987年,在一隻他上鎖的抽屜裏看到一張誰知道他什麼時候悄悄去放大的黑白標準像。他來不及打招呼就離去的話,權且用這張照片陪伴她了。梅大姐明白。她抹去淚水,把照片原樣放回抽屜裏。不說,不問,裝不知道。
那回梅大姐對著標準像抹淚的時候,蘇樺在滁河的一條小船上。正是三十七八度的高溫,蘇樺頂著一隻無補幹事的破草帽,沿河逐段研究抗洪救災問題。7月9日,到了全椒縣。裝了泥土的麻袋在險工段上疊起了堤壩。坑窪、滑溜。年輕的秘書揪心地盯著蘇樺的腳,任何一瞬間都可能打滑、摔倒。65歲了,曬了一夭、悅了一天,直到半夜12點,還在對縣委、縣政府的同誌們說抗洪……
全椒、定遠、鳳陽、肥東、肥西……蘇樺早就說過,他要是死了,把骨灰撒在他打過遊擊的這些地方。當時他這麼說,我不覺得什麼,因為根本沒把“死”字同他聯係起來。因為全椒這些縣的土地記載著的是關於他的生……
1945年盱胎縣的高粱地頭,在和敵人拉鋸戰的間隙裏,拉得開開地坐著一個英氣逼人的22歲的小夥和一個甜甜的18歲姑娘。第二年,他們隨部隊轉移到淮陰縣。老鄉惜給他們一塊門板,再鋪上稻草,他們在門板上結婚了。蘇樺和梅福林曲婚事再簡單不過。婚後的日子可不簡單。蘇樺帶了一支30來人的武工隊輾轉在敵後。敵人覺得指不定哪裏就有騷亂,老百姓覺得同誌們還在。老百姓的家就是武工隊的家。也有人向國民黨告密。掩護武工隊的老百姓被抓到全椒槍斃了。沒有被槍斃的老百姓還是掩護武工隊,還是能把蘇樺他們藏在敵人的眼皮底下。蘇樺一行包抄了告密的偽保長家。蘇樺上前敲門。他的警衛員小夏猛地把他一推,屋裏射出的子彈斷送了小夏年輕的生命。蘇樺的另一個警衛員也犧牲了。頭被割了,掛在肥東古城的集市上,他叫徐國富。
小夏、小徐的姓名,如同滁河流淌在蘇樺心裏,如同大別山矗立在蘇樺心中。地處大別山的金寨縣,出了六七十位將軍,獻出了10萬兒女,死在反動派手裏,甚至死在“自己人”手裏。張國燾們把有不同意見的人打為“托派”,進行肅反,槍擊、刀砍、石砸、活埋。1987年9月中旬,蘇樺去大別山視察計劃生育工作。這種視察,如果到縣城聽聽彙報,晚上看看電視,也無可厚非。蘇樺驅車順著窄窄的山路,經過不知多少個險象迭起的急轉彎,直奔離縣城100公裏的大別山腹地……
七
又是一個早晨。護士拿著輸液瓶走進病房。怎麼樣?她問。還好,蘇樺說。我回頭看看坐在一旁的梅大姐?她才不相信這個“還好”呢。她對我吐舌頭,縮肩膀,用眼神指指蘇樺。再看蘇樺,他皺眉,又皺眉。是肝部在痛?
“今天你要吊在哪裏?”護士一邊掛輸液瓶一邊問。
“吊腳。吊腳是個好辦法。”蘇樺不無得意地向我顯示他還能活動的胳膊。
“你要吊快些還是慢些?”
“能快就快。”
我問今天大約吊到幾點?說是大約房晚6點。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