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有人勸蘇樺是不是想法別讓家裏像飯店、旅館似的。蘇樺說別搞得鬼都不上家來，還怎麼聯係群眾、了解民情？家裏門鈴常響。全家不得安寧。換一音樂門鈴，客人進了屋音樂還方興未艾。再換上老式門鈴，揭去鈴蓋，吱吱吱的，聲音是低了一些，還是神經戰一般。於是幹脆取締門鈴，家門大開，任何人都可以破門而人，晚上10點才關門。有一天夜裏11點，居然有人翻牆而入。因為是從外鄉來的，第二天就要離開合肥，隻有今晚可以找蘇樺談談了。喚，快請，快請。
這次蘇樺住院，叫家裏人盡量不讓大家知道。然而親人之間是有感應的。蘇樺的廣大親人們還是從各地趕來了。一個從前鄰居的小孩，4次端了甲魚湯送到病房。這鄰居是工人，4個孩子，家境困難。蘇樺是素來把自己的生活水平向低處拉平的。一個以前給蘇樺開過車的司機從安慶送來兩籍汽水。一進蘇樺家，淚水如汽水一樣直冒。蘇樺工作過5年的安慶石化廠的老職工紛紛要來看望他，隻好派出代表。當年石化廠黨委書記蘇樺口袋裏裝著該廠5個工地的飯票，走到哪吃到哪，和工人一樣排隊買饅頭、蘿卜。這個廠令人咋舌的效益帶來了令安慶市民咋舌的獎金，一直評一等獎的蘇樺一直沒拿過一分錢的獎金。
安慶市來的人更多一些。1980年蘇樺任安慶市委書記。照例有人向“新官”反映舊矛盾。這個人怎麼怎麼樣，那個人怎麼怎麼啦。蘇樺說以前的事不跟你糾纏，過去的紛紛爭爭到此為止。來談紛爭的，不聽；來談工作的，都聽。蘇樺現在的司機老陳說，蘇樺從來不議論人，從來不整人，從來不欠人債。
有位工程師從大連趕來。我想起1987年12月24日，我又一次在安慶參加一個集體經濟方麵的會。那晚我正在賓館蘇樺的屋裏聊天。很晚了，進來了幾個合肥的或安慶的高級工程師，都是以前蘇樺在淮南化肥廠或是安慶石化廠工作時的技術人員。一個，60年代初就打入黨報告。1962年8月北戴河會議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知識分子又入黨難了。他寫過十幾份報告。後來，遇上十一屆三中全會，又遇上一個蘇樺，於是入黨。另一個，1954年交通大學畢業，入黨。1955年所在單位發生一起政治事故，懷疑到她，開除黨籍。到1956年，事故排除了，可以考慮恢複黨籍。但不巧領導易人，一拖20幾年。蘇樺知道後，經常約她到自己家裏談話，吃飯。1980年她解決了黨籍問題。她說：“從1955年到1980年，前後整整25年！使我想起莫泊桑的小說《項鏈》。”
我想起一句俗話：盡盡人情。
十三
今年，1989年6月27日，蘇樺出差赴京。省公安廳找到列車長，叮囑搞好保衛工作。當時距蘇樺肝昏迷查出晚期癌症，隻有14天。蘇樺上車廂時已走不上階梯，是小龔推著他慢慢地邁上去的。蘇樺那節軟臥車裏，有一位科技大學的教授。旅客與旅客之間，相逢何必曾相識。自然攀談起來。這時車長來了，說正好有一個空著的包廂，請蘇樺搬到那邊去，清靜一些。小龔知道言外之意是安全一些。小龔也說，蘇樺身體非常不好，調到單間包廂，可以休息好一些。然而蘇樺不搬，說是和科大那教授已經認識了，已經談得很好了，就住一起吧。
其實，梅大姐為了保證蘇樺睡好，早就讓他一人睡一屋。小龔明白，蘇樺是怕搬到另一包廂的話，萬一那位教授誤以為自己不被信任呢？
那一晚，教授舒坦地打著呼嚕。蘇樺老是坐起，根本不能入睡。第二天清晨，睡足了的教授吃早飯去了。小龔問蘇樺，昨晚你沒怎麼睡吧？蘇樺隻笑笑。小龔說：他打呼嚕太厲害了。蘇樺說，沒關係。到北京後補吧。
然而，再也補不過來了。
十四
蘇樺病床邊，有一隻小錄音機和一盤他喜愛的錄音帶——古箏獨奏：高山流水……
十五
我在合肥老是問：蘇樺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嗎？我比較相信蘇樺司機老陳的回答。他說蘇樺住院頭兩天老問怎麼找不出病因？後來真查了CT後，他反而不問檢查結果了。那就是，他明白自己得了絕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