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貴下班回家，看見還剩一口氣的香子，心疼得泥人兒也上了土性兒：咱們家幹嗎這麼擠兌她？快送醫院！公公說，她不是吃毒藥嗎？咱有毒法子，把雞毛拴筷子上，往喉嚨裏捅，讓她吐！
香子醒來了，看見婆婆悄沒聲兒地抱來一罐自個兒剝的瓜子仁兒。她抱著婆婆哭出了聲。婆婆說分出去過吧，左不過落個不孝順的名兒。
王德貴在一旁愁得快慪出病來了。香子心裏抓撓兒似的。再不犯小性兒了。咱倆都是經過磕碰兒的人了。這世上的路，雖然坎坎坷坷的，可都在我們腳底下！
搬出來過了。沒桌，沒櫃，沒得可歸置的。倒是覺得地兒大了，空氣多了。得空兒就把被垛當桌，趴那上邊寫小說。一寫還就陷進去了，拔不出來了，哭了，病了。王德貴急得心裏絞扭著似的：唉，你就不能悠著點兒寫？別又傷了身子。你怎麼老拔不出來？孫旭紅說：你叫我拔出來？你拔蘿卜去吧！
唉，由著她寫吧。她就這麼一個愛好。王德貴撓著頭。香子隻有在他跟前兒，才又強又癡的。也難為她這麼個性氣兒的人能挺到現在。他望著她那一頭黑發，那個濃，那個粗，那個黑壓壓的一堆，黑雲壓城似的，支撐不住似的。王德貴也是一頭黑發，黑發下還有一張又黑又俊的厚實臉兒，隨時準備幫助香子撐起一天烏雲似的。
王德貴有那麼個渾不講理的父親，他娶個糙媳婦怕也得湊合著。偏娶了個透著水靈的香子，人說是他的好心眼兒積攢的。
王德貴不是要把妻子看在家裏的人。他是看著孫旭紅快40歲了，既喜好寫作，就別辦什麼沒譜兒的私立托兒所。再說，私人辦托兒所，這設備，費用，這孩子磕了碰了的，怎麼弄嗬？家門口偏又守著一條大河，孩子掉河裏怎麼辦？孫旭紅說，你也長一雙眼，我也長一雙眼，盡心了就不會出事。王德貴說，這托兒所最牽扯精力。你幹什麼都行，就不能幹托兒所。家有二鬥糧，不當小孩王。孫旭紅說，都不幹怎麼辦？現在搞智力開發，我們村的孩子，不能讓他們連樂器都不認得，連算術都沒學過！我要為孩子們爭取教育經費、教育機會。咱也別抬杠。你要覺著實在擰不過我，我也不想招你不痛快。你先跟你媽過去。多會兒你開竅兒了，就回來。你也甭惦記我。我胡打海捧的慣了。萬一我這托兒所招不來孩子，我自個兒尋覓尋覓，看幹些什麼，做蠟製玩具，剪鐵花，橫是把貸款還了，還要辦托兒所。
孫旭紅說這一番話，又戳了她自個兒的心了。“外秧子”香子自小就“不值錢”。後來她頭胎生了女兒，公公說生丫頭片子，甭侍候她。往後丫頭不準上飯桌。第二胎她就不想生了，上醫院要求做人流。公公、婆婆趕到醫院：為了家族的煙火，不能做人流！興許這胎是男的呢？這胎又是丫頭片子，而且是雙胞胎！一年半以後，孫旭紅把這對女兒送到媽那兒，請她照看。自己一邊教小學，一邊學師範課程。當年吳老師對小香子說：“丫頭怎麼不值錢？我就是丫頭，也能當老師。”如今孫旭紅又當老師又學習的，可對心勁兒了，豁出來幹了！這勁頭，如同當年小香子豁出來丟下書包挑起了菜苗。
晚上還要改作業什麼的，媽媽家又遠，孫旭紅沒功夫去。幾個月下來，這對快2歲的孩子全佝僂了。雙手耷拉著，小猴似的。腦袋恨不得貼到兩個屈起的膝蓋上邊。胸大肌和肚子，全鼓著。胯變形，胳臂也彎成兩截。這形狀，就像娘胎裏團著的，沒出世的孩子，又像眼看就要打發回娘胎的，不讓出世的孩子。莫非因為她們是丫頭，就逸麼不當人，就該糟毀了？
孫旭紅和王德貴抱起她們到北京的一家家醫院求治。醫院說，在醫學史上像這麼極度變形的，沒見過，沒法治。打針，一針好幾元，一天隔一天打，還不定有沒有用。長期針療，你怎麼花得起這錢？孫旭紅說，甭管多少錢，打吧！人說這樣的孩子活著也受罪。你不如離家兩天，孩子就餓死了。孫旭紅說誰讓我是孩子的媽媽。
孫旭紅夜夜繡花、剪鐵花。鐵片是罐頭的下腳料，在燈光下直晃眼。一般人一宵剪不了太多的。王德貴每次去工藝加工廠領剪鐵花的錢，廠子說，你愛人這一天天是怎麼幹的？怎麼每次都是她掙的最多？
借錢，還藥費，再借，再還。小學校的工作也辭了，不能連累學校。幹脆在家狠下心來要讓一雙女兒站起來。公公說，他大媳婦兒沒給他立下一個後，倒給他留下兩個癱。孫旭紅說，爹，我這兩個孩子也許治得好，也許冶不好。不過3年後您再說這話。
她在牆上每十厘米打一個釘子，用背包帶給女兒吊臂。又在樹上拴了繩，給她們拉腿，按摩、薰敷。一個釘子、一個釘子地往上升著吊臂。光是吊一次臂，一個孩子50分鍾，每日5次，然後，練走。媽媽，我怕，我不走！走！給我走！媽媽，我磕得疼，抱抱我。自己爬起來！女兒爬著。她們連爬都不行——手掌是朝後的——全都畸形了！
3年後。中秋節。
孫旭紅買了點心，交給倆女兒：提了上爺爺家過節吧。
“爺爺，媽讓給您送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