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班裏，我算是比較迂腐的人。直到今天，老繆還笑話我，說：“傅菲就知道搖頭晃腦地背古詩詞。”在最後的一年半裏，我給自己下了“死任務”，每天背一首唐詩一首宋詞，寫至少兩千字的日記。當然，還有比我迂腐的人。王誌水算一個。他說一句話，用三種語言，普通話、上饒話、鄭坊腔。語速快了，他還有些結舌，“喈嗟，喈嗟喈”。他是一個非常和善的人，質樸，天冷的時候，腰弓得像一隻蝦。他畢業參加工作了，還保持著勞動者的習慣，自己種菜、砍柴，種的南瓜多得吃不完。今年十月，我和老繆、徐永俊去安徽樅陽，一路上閑得無聊，我們探討了一個問題：八六級一班假如隻有一個人不偷情的話，這個人會是誰。我說，王誌水。老繆也應和。徐永俊說，王誌水才厲害呢，說起女人，口水都流出來，像十幾年沒吃過肉的人一樣，我們偷情是明偷，他是暗偷，神不知鬼不覺。我說，天啦，這個世界，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徐永俊說，祝湛忠可能是不會偷情的，他參加工作的第二年就結婚了，還種田，每年冬，還端鋤頭上山挖葛根，一個冬季能挖三千塊錢呢。我說，那也說不定，現在農村的年輕勞力都外出打工了，婦女留在家裏，平時總要人安慰一下吧，祝湛忠上完課，家訪，可以順便安慰學生家長。
當然，這些都是玩笑話。也確實是，我們班上的同學都有泥根性。我們來自最僻遠的鄉村，普通話裏有濃厚的泥漿味。這種泥根性與校園的環境倒是很妥帖。荒丘縱橫，即使是在春天，隱沒在坳裏的杉樹林，也隻露出一滴一滴的墨綠，而不是成片，稀疏的茅草搖曳起伏，黃色的、褐色的、灰白色的焦土裸露。野刺梨、荊條、山茶、杜鵑，這些在貧瘠硬土裏生長的植物，在四月的雨季到來之前，開出各色的花。在路邊、在水溝邊、在山脊、在茅草叢，冷不丁地伸出一枝花，即使是孤單一支，也格外奪目。它是四季中最重要的一程，步履潮濕，伴著繁茂的雨聲，頂著和煦的暖陽，整個大地都妖嬈起來。
與大地一同妖嬈的，還有我們的身體。我們像窪地裏的韭菜，經過一場夜雨，第二天早晨就蔥蔥蘢蘢。程世平床底下放著兩個啞鈴，早起晚睡時，都要赤膊舉十分鍾。他沉迷於武術，走路晃動著全身，衣扣隻扣中間一個，衣角紮一個腰結，手緊緊地握成拳。有一次，他躺在床上，說，大家安靜安靜，我表演一個鯉魚打挺。他“哈哈”兩聲，一個鯉魚打挺，人沒站起來，床板“咯噔”一下，斷成兩截。我睡他下鋪，我說，你幹嗎高興。他從箱子裏那出一包“桂花”香煙，一人一支。李誌新說，我不抽，抽了會頭暈。程世平說，不抽也得抽，這可是喜煙。李誌新說，你五大三粗，女孩子見了你拐彎走，哪兒來喜事。程世平說，你不夠兄弟了吧，我考曆史考了五十七分，方老師就是不給我及格，你說煩人不煩人，今天晚自習，我去他家拜訪了他，他給了我七十五分，我不需要補考了，你想想，全校就我一個人曆史科目不及格，補考起來我一個人坐在教師，抄都沒著落。我們一哄而笑。其實，補考是每個人都害怕的，假如有三門功課補考，學校就會記錄進檔案。所以，我們特別“仇恨”監考嚴厲的老師。直今天，我們說起魯讚平老師，仍然有些“咬牙切齒”。臨畢業那年的期中考試，他一個人監考我們七場，隻要我們稍微扭一下頭，或探一下桌底，他就沒收卷紙。第一場考試，他出現在我們教室，我們就“抗議”，說，學校沒有安排你監考我們，你為什麼來。魯老師說，我要全部監考到底，誰叫你們上課時不叫老師好。我第一場就交了白卷，跑到代理班主任李文家裏，請假。他是我的數學老師，溫文爾雅，眉毛有幾根白須，看起來像個父親。他說，考試了怎麼能請假呢。我說我中暑很厲害。李老師哦了一聲，說，那期末考試的分數作為進入檔案的分數吧。我因此逃過一“劫”，不用跟其他同學一樣補考。最後的一年半，我幾乎不讀課本了，上任何課，我都是埋頭看小說，考數理化成了我的“癌症”。徐茹秋老師教我心理學，一發現有人看課外書，就沒收，唯獨允許我，她還走到我桌邊，翻翻我看的小說，說，你怎麼都看外國人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