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的獨一無二性本質是反對任何潮流的，甚至以將自己被歸入某種派別而感到羞辱，真正認識到這一層的人不多，張宇算是不多者中的一個。張宇的作品麵貌是多變的。有人曾以猴子爬竿譬喻張宇創作，爬一個竿不到頂便下來爬另一竿，循環往複，讓人難以把捉。又有人說張宇本人就是一個“活鬼”，作品莫測多變甚至於詭秘多端。其實，無論如何變，張宇有一樣東西卻是絕不變的，那就是他對於藝術的認識。他的藝術觀已作為他寫作的態度決絕地存在於他的作品當中，使他的作品愈來愈具有一種硬度，對骨直、堅忍、不妥協的為人原則地貫徹時時力透紙背，讓人在愈來愈冷硬的閱讀中一下子切進實質。張宇可以把敘述設計為多個層麵，但絕非意在增添閱讀的屏障、擺弄噱頭。他試圖包好那個核心，但他拒斥曲徑通幽。他總是把他最想說的話包裹得很深，這就使得那隱匿在重疊的文字背後的真正悲憫與時下流行中的軟弱、感傷，與將藝術當做麻醉的虛妄、欺騙劃開了界限。也正因如此，張宇一直被早已染上了世俗病的評論排擠在外，人們已經來不及或沒有時間來關懷、理解、傾聽或長久地凝視、更深地探看，在大眾傳播媒介、圖像、嗓音、輿論、新聞俯拾皆是的世界，人們已經失去了對意義剝離的耐心，表麵化的東西充斥市場，信息消解著信念，知識取代了認識，精神變成了壓縮餅幹……評論家多忙於舉著顯微鏡追索海灘上一次漲潮遺留下的精巧華麗的貝殼，而對真正的岩石視而不見。
張宇把他想說的話藏得很深，暖著，冷冷地承受一切，在創作提供給他的舞台上，麵對寥寥的觀眾，可稱得上是一個本色演員。
一
在政治文化占統治地位的中國曆史社會背景中，一開始，文學便與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合為一體，使命感、道德心、拯救意識、人世哲學使文學一直作為參與政治的另一隻手而存在。文學隻是知識分子政治家闡明社會主張的一個載體，這種傳統必然消解掉真正的價值關心，而在封建畸形社會就滑向仕途，跌入官場角逐。一方麵，政治陷入空殼狀態，混同於勢、權、利；一方麵，文人思想中遺傳的社會關心成為一個龐大的輿論導向，滲透並影響曆代作家的創作心態。文學的濟世理想使文學成為一劑救世的良藥、鎮痛劑或子彈，同時，也使作家形成一種“集體無意識一式的心理定勢，這種心理定勢板結了文學人文的一麵。這種文學的濟世方案與文學的人文理想的交互紛爭，使得中國文人，尤其是現、當代作家，總處於一種創作心理的分裂狀態，被撕裂或自我撕裂。作家在承受種種小說中的矛盾（諸如內容、表現、人物、思想、觀念）之前，所必須承受的便是時代、良心、責任等更強烈、更深重的矛盾。此外，不計其數的種種現實矛盾在刺激創作的同時又消耗著創作者本人，深陷其中，超拔於外，都注定成不了真正意義的作家，隻有那種承受刺激又超越刺激、消耗自身又護衛自身的人才有可能寫出大作品。”
張宇的創作便呈現出這樣一種尷尬與掙紮。主要體現在他一係列寫政治變體——勢——的現象的作品。
《苦吻》集收錄的小品文式的小說，作為1985年後的創作主線，洋溢著不能釋懷的政治情緒，對政治社會的興趣逐次體現在等級觀念的根基牢固、體製改革的艱難（《闌尾》），職權與土政策變戲法的腐敗（《國公墓》），公務內外、當官的苦澀（《偷樂》），封建性包袱與現代化進程的衝突（《生養死葬》），分房製度的憂患（《迷宮》），等級觀念主宰的社會心理的滯後（《苦吻》）等等，不一而足。相比較而言，他此間創作的另一條線“回憶寫作”一直處於夾縫或填空地位，對鄉村、工廠、個人生活美好一麵的眷顧在更現實、更易熱起來的政治關心下隻能透過《河洛人》、《人世》等不多的篇什看到它年代已久的清淡、溫馨，如風中燭火，那些少年生活的艱辛與精神成長的尋求、感悟，因了問題小說的那條線的過於明顯、強勁和與讀者的更易溝通，而被淹沒在一片躁動的波瀾之下，使人們由於同一文化熏陶出的熱情與關懷而無暇追索它們更為深沉久遠的美學價值。《河洛人》中的《落日》、《日出》、《二老爺》、《三娘》，確是張宇不可多得的作品。但在那個氛圍裏，它們卻離時代太遠。評論界寧願關心大多數人關心的客觀事件（《活鬼》），甚至寧願選擇《亂彈》、《怪客》類介於回憶寫作與觀察寫作中間的過渡部分，而以冷落真正的美文為代價去博取非文學爭鳴的這種現象本身，就足以證明張宇生活與創作的大文化背景以及他本人在這龐大的環境中必須經曆的不可回避、不可逃脫性。這似乎正應了這樣一句話：“政治如太陽般激勵著人、如烈火般燎烤著人，也如魔鬼般捉弄著人、吞噬著人。”在這團烈火的灼烤中，與張宇幾近同齡的張煒、朱曉平、賈平凹、周梅森等，均在政治與權性、世事與人心的敏感領域留下自己的筆痕，運動作為政治的變異、權性作為畸形政治的變形以及根深蒂固的政治土壤所產生的集奴性與專製為一體的國民劣根性，種種背景形成無形有形的一張網，作家作為社會的敏感階層必將傳達出他所最先感知到的這一切，可悲的是，他本身正是這張網中的一個繩結。而與政治社會小說同步出現的尋根文學亦在其家族係列中探究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淡泊致遠的地域文化小說也不得不在它求雅的美學中摻雜有諸如野蠻與文明、愚昧與進步、保守與革新、自私與豁達等爭鬥，如李杭育《最後一個漁佬》、《流浪的土地》等，評論界不分青紅皂白地將之統統歸人尋根或改革類中，從而抹殺了其最基本的政治介入屬性。家族政治的主題，張宇小說似乎還未有涉獵，當然這源於張宇本人對地方性這一家族切麵或變形有著極為複雜的感情與千絲萬縷的聯係（後麵論述）。被認為最代表張宇政治——文化小說的是他的成名作《活鬼》。不僅侯七的性格超越了張宇的平麵寫作，而成為“這一個”，更重要的是，侯七的性格表演是對一種變異了的政治否定，這否定本身，潛藏有長期變形的空氣（假政治行世）下信仰危機的可能。這個道理已經得到了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