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活鬼》的成功，更在張宇的政治熱情灶火中適時地添了一把柴。此後一年，政治小說或幹脆稱為政策小說成為張宇創作的主線，把這些作品攏在一起，細分一下，便會找出那藏在反話背後的悖論：《迷宮》以分房為引線，以作者本人的小空間生存體驗給他心靈的影響力引出體製改革的艱難與所謂“政策”處人於兩難境地的機動性或虛假性；《苦吻》寫縣委副書記“我”因要節省汽油和卸去麵具做回公民而搭公共汽車，卻驚異地發現這種做法恰恰置別的書記以及主管派車的辦公室主任於不利於工作的境地，於是“我”再度進退維穀，種種反邏輯的合邏輯體現於如下話語：“按政策該分你3室1廳，可是挨不著。情願住2室1廳和1室1廳，又違犯政策，不能叫我住。沒有房子給我，這才符合政策。不讓我住房子，這才合情合理。”（《迷宮》）“您不坐車，這讓同誌們還怎麼工作……別的書記會怎麼看……還好意思要車嗎？再往下推，部長同誌們呢？”（《苦吻》）以政治為主體的現實原則的衝突性構成了張宇獨特的黑色幽默，以悖論情結為表現特征，也暴露了張宇與責任心一起急不可耐的焦躁，這當然是另種意義的局限，但當時的張宇正處於這種對政治的近距離地貼近，他不會這麼看，在對充滿悖論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味道的現實咀嚼裏，他的憂患與焦慮使他已無暇顧及作品的審美性與曆史感，即使文學變為小品文他也在所不惜，代價是可觀的。
然而，結果呢？
完全的投入使他難掩糾纏在具象中講述事件和處理矛盾的疲累。《偷樂》便是這一心緒的投射。它寫對開會的逆反以及與之對立的看電影的熱望，而看不成電影躲進郵電大樓走道中的複雜心態又通過誇張的語言、小題大做式的筆法和盤道出，真正進入電影院內卻又無法坐下來欣賞而總被別人關注著，“官”的無自由感，不正常心態在“唉，又是握手，走到哪兒也逃不掉。這個縣裏的人怎麼這麼關心領導同誌，關心得實在讓你受不了，又得忍耐著接受。橫豎早豁出去了，反正這雙手反正也不知道是誰，誰願意握就來握吧，啥時候握壞了算拉倒……”的無奈獨語中不了了之。這段話背後隱藏著一種疲累心態夾雜於無奈中的炫耀感，這種厭煩掩飾下的沾沾自喜當然不得不歸咎於對等級觀念批判中包含有的默許成分，表、裏，自覺、下意識的分離，理性的糖衣裏麵摻和進去的這種苦味文化遺傳質，時時被張宇不自覺地帶出來。以《生養死葬》為例，依然是對政治中等級觀念的關注，這個話題作為張宇中期作品的主題存在絕非毫無道理。因寫等級，現實感強，代價是藝術感的減退（也不盡然），這當然是硬幣的另一麵。前麵說過，張宇的文學觀是“濟世”的，寫作便是他人世方式的一種，從以上列舉的篇什中我們不難看到這種文學觀的局限。值得注意的是局限內部的分裂心態，即便是等級觀念的主題也有兩個向度的發展與選擇，分裂表現於同一主題的兩種態度，同是批判等級製，《生養死葬》對省長等級別是表裏一致的批判，而對當地書記則隻寫一種表麵的厭煩，字後的自我欣賞與曲折的得意隨處可見，由此在冷嘲熱諷間消解了等級批判的主題。需要指出的是，對一種過於近距離的現實的未加過濾的關懷使張宇難以貫徹一個作家真正的濟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