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底，對於濟世的理解，這時的張宇還未達到人類意識與人道主義的境界，所以他迫不及待地要找到一個具體實在的載體而將他對生活的品味與體認放進去，來傳達出他的思想認識——更主要的，他的政治觀念。這就造成他的作品從具象到抽象的陡變，文學創作過程與審美部分被不自覺地抽空了。所以我發現許多關心張宇的讀者所津津樂道的隻是他作品中的社會見解。由於這種先人為主的理性早於並高於形象的產生，張宇這一時期的作品充滿了事件與觀念、抽象與類型，以致陷入了狹窄的人事境地，而對階段政治的關心又使作品缺乏宏闊襟懷與深度認識，寫實與照錄的旁觀平視比起更寬廣更高遠俯視的觀照來，顯得離文學越來越遠。這不能不說是張宇一度的誤區。
幾乎所有在中國這一政治氛圍濃厚的文化環境中生長生存的知識分子都難以祛除對政治的熱情，這是中國知識界最應引以為豪的事情。知識分子對真理的要求、對進步的渴望、對更合理的美的追尋直接落實於對現實不足處的不滿和對齷齪的憎惡（也許這個物欲橫行的世上，最應珍惜的便是知識分子的良心了）。這種無形中的教化對張宇的影響根深蒂固，文化的先在性尤其是文化中精華分子所承繼流傳的那部分，已作為血脈貫穿於張宇創作中。張宇的農民出身、工人生涯和他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闖入文壇時的時代背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個人經曆都不可能偽善到風花雪月、玄虛到俄狄浦斯中去。張宇處世並不單純，但他能在生活包括曾經的仕途道路上看到圓滑的好處而最終卻選擇不圓滑的方正，在以“難得糊塗”為信奉的上下階層中，這種清白不染是成就一個真正作家的人格底座。誤區是另一層意義的事，誤區隻是途上的迷津，在許多自詡或被推舉為的作家隻關心誤區而不關心目的的渾噩裏，張宇深知自己的出發點和目的地。
然而，張宇還是感到了累。在1988年前後的篇什裏，他已以一種悲觀而非炫耀的姿態寫到政治，更準確地說，是對現實政治的一種倦怠的悵惘，呐喊式的批判在這裏漸漸轉化為冷眼的嘲諷。《闌尾》可看做是他走出誤區的一個標誌，張宇以這篇小說肇始，將政治文化放在了心理層麵上。作品開始便寫鄭文舟市長的自由是以逃跑為起點的：“他這才想到造反和逃跑。其實你也不知道要逃到哪兒去，沒有計劃沒有方向沒有路線，隻為了逃跑而逃跑。隻要能逃出去就是勝利，逃的本身就有說不盡的刺激和快感。隻要他們全找不到你，你就找到你自己了。”人稱的急促轉換隱藏在語氣的徐徐道來之間，意義的跳動與泛指意味的加濃加重，加上純粹張宇式的句式將冷觀與旁證條分縷析的判斷層層端出。第二人稱、第三人稱及第三人稱複數之後隱含的緊張對立像要脹破紙麵，全段無有一字第一人稱，卻無處不在。也許從這時，1988年，張宇已經開始了他的敘述革命。（文字）冷漠中的緊張對應於（意義）迂回的人世方式，（敘述）冷峻中的堅毅對應於（態度）人世的決心，當時如細細咀嚼過這段文字，便不會對《沒有孤獨》的今天有什麼驚異了。找自己，這對張宇，是一個象征。語言與意義的同步把握與深層結合，體現了一個作家的人格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