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帕斯確是這麼說的：“技巧是道德力量的另一個名字”，“作家的道德力量並不在他處理的題材或是闡述的論點中，而是在他對語言的運用中。”張宇自《闌尾》開始，理性解剖的態度及與之交融的句式使他獲得了對人物、事件本身的一種旁觀的距離，這種距離使他在保留了以往創作善下判斷的理論智慧的同時，戒除了浮動與急躁，不動聲色，冷眼以對，熱嘲多於冷諷等“理性的解剖”又在心理層麵進一步發展為“精神分析”。《闌尾》稱得上是《精神遊行》、《沒有孤獨》產生前的絕好範本，病理學的移用、滲透，使作品超越了一般幽默的小打小鬧而走向一種泛學與宏觀，而敘述上的大氣則相應帶出了一種真正的文學關心，不是形式的，卻是形式包孕的一種置身人類的意識，一種大的眼光與胸懷，這不僅使他超越了辦公室、單位、家庭、鄉村、城市等具象描繪中的具象思維，而且超越了故事與敘述，從而達到對意義的追詢，並在追詢中切人異化主題。《闌尾》場景設置為醫院，醫治闌尾，寫異態環境下人格的畸變，由表層政治世界到深層人心世界，張宇得心應手，且用意良苦。與闌尾手術同時，張宇也給每位人物照了X光，切了片，動了手術，並動用多種敘述角度，力圖多側麵、多向度地展現視野，不同人物的心理流與同一人物的意識流不斷交叉、跳躍，這種鋪開來寫人物心理的好處在於從容不迫、遊刃有餘，但同時也易陷入作者語流，長篇冗述，偏重論理。譬如作品結尾被修改後的樣子（“當前許多人存在著一種重‘官’崇‘長’的心理，這就是我們社會機體上長著的‘闌尾’。不把社會的‘闌尾’切除掉，市長、書記們的‘闌尾’也就不容易治好。”）已遊離於原先的設計（“那晚上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指頭大小的孩子來找他。那人對他說我就是你的闌尾，我就是你。你把我割掉了，你上哪兒去找我？／他知道永遠也找不到自己了。”），那種永遠找不到自己的悲觀被改編成論證式的作家語言的直接介入的句子瓦解了整篇的立意。細忖之，為什麼張宇的作品能夠被輕易改編為這種文字甚至使人產生“落到實處”的定型化呢？其長期內在的原因，不能不被考慮。“具體的抽象”的思維模式帶給他創作的新聞變體式的狹隘，已固化為編輯、讀者的心理定勢。以此為抵押，張宇找到了更易深入內部的精神分析用來探討人內部因素的暫時性及動態的部分，另一方麵也帶來精神、靈魂一麵的欠缺，神性、英雄氣質的匱乏，人在現實層麵的超越則較難體現出來。所以，總有怨氣與牢騷、嘲諷與貶抑，所以，他的主人公總在矛盾中難以抉擇，總是站在十字路口而躊躇踟躕，總是陷於現實、事務瑣屑的泥濘中拔不出腳又總是在冷傲、自尊與自責的心態中閃現出哈姆雷特的遲鈍、延宕、恍惚的麵影，耽於思辨、缺乏行動是其創作從精神分析層反映政治文化時的另一種病。另外，耽於思辨，述論摻雜的本身確實也折射出一種累。這累確是張宇的。
《闌尾》要寫的這累，與《苦吻》做縣委書記的“我”精神不自由不得不戴上假麵的累是一體的，這種累是政治激情背後淡淡的厭倦，它通過“我”眼中幾種笑的描寫呈現出來：“那臉上由於擠出了這麼多的笑，快把一張臉皮擠破了”（旅客）；“一邊退一邊對我笑。我連忙用笑臉歡送他們退回去。誰都不願先把這笑臉收起來，彼此都笑得很累”（縣民）；“他連忙在鏡片裏給我一個微笑；我趕快還他一個笑臉。他的笑裏很有些討好和巴結的味兒，我的笑裏是否有獎賞和恩賜？”（司機）；“那小妞卻對我欠欠身子又點點頭，開一朵鮮花般的笑臉奉獻於我”（售票員）；……如果說這些描繪還有些欣欣然在裏麵，到了《曬太陽》，則演變為品味辛酸的悲涼。但正是《魎太陽》，張宇最終掙脫了狹義的政治文化，而以對人際關係理解的透視，等級待遇比較中的銳敏以及對做官、混世一套庸人哲學的描述，切入異化，在以往的犀利裏透出一份體諒。靈魂在事件中鋪開、拉長，在晴天日頭地裏，晾一晾。雖然張宇並不願放棄他擅長的議論，但也隻有在這篇小說裏張宇明顯地甩開了一些什麼而使得創作超越了一般政治小說的範疇，切人到文學本真的意義。這種文學觀，他在作品卷尾和盤道出：“寫政治文化中人的生存狀態人的變化和轉移，未必就沒有味道。其實，這也是種人生。關鍵是不要把小說寫成政治，而是要把政治寫成小說”；“寫政治文化、人在政治文化中更容易表現複雜性，人的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的矛盾在這裏對立得更加尖銳。如果再往前跨一步，萬一能穿破政治文化的迷霧，同樣可以揭示人的本質”；“……不論怎麼寫，都關心的是同一個問題，那就是人該怎麼去繼續生活。人創造了文化，又背上了文化的沉重負擔，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怎麼擺脫這個困惑，是對我們全人類的考驗。我寫不出藥方，隻好寫出這種困惑狀態。”這三段話與其說是張宇政治情結作品的概括，不如說是他對政治文化小說乃至創作的三個層次的理解、感悟，從“藝術的表現形式”到“揭示人本質”的內容再到藝術關懷人生、超越個人的意義，層層遞進。在這裏我們不難看出張宇的古典主義的浪漫精神在他的現實主義創作中的貫徹與融入，他永遠在要求一種與藝術一致的認真的生活，這種執拗、堅韌的態度在他或棱角分明或綿裏藏針的作品中灑下巨大的投影；張宇的文學理想對於現實變革中的中國來講還隻能是一雙沉重的翅膀，初級階段的艱難使得這種理想不得不在具體的創作中一次次回到地麵上，所以張宇的掙紮與兩難確實代表了一代知識分子的困境，張宇要求於文學的太多了，他加在自己身上的負荷早已超重，五千年的文化背負，於張宇，很有些像魯迅《鑄劍》中黑衣人那樣自覺遍體鱗傷。所以在全書正文結尾時，主人公楊潤生不免感歎：我活得好累好累呀。但是，我也隻能這麼活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