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視的是，20世紀80～90年代交替之時文壇上充滿溫情主義的聲音：《煩惱人生》、《你是一條河》、《白發卡》、《一地雞毛》，都在尋找同情、體諒、愛和在平常日子哪怕市井爭吵裏的一份溫馨，以實質上消解英雄主義的“理解”口號肇始，期待承認的現象背後所包含的孤單與怯弱，在大眾心理上得到了普遍回音共鳴是一種力量的壯大，是一種精神的充電，作者與讀者的契洽建立在這種人性的基本點上，因此熱、轟動，因此迅速蔓延。然而，張宇稍有不同，他的尋找完全源予他個人心理的體驗，溫情是回味，更是需求，這種需求的緬懷性質使得張宇的創作得以跨過時間，徜徉在過去的精神財富的豐富之中——這個過去是他生存的土壤，這是一種文人的流浪，它把他從日常世界裏牽引出來，使他像幽靈一樣，掠過他曾諳熟的地方。盡管在漂流中，這些退隱之後他力圖摒除的東西還會不可阻擋地從潛意識中跳出來呈現於他，但他還是寧願有暫時的休憩與遺忘。距離、時間、象征，增加了張宇小說的抒情意味，然而還是不肯融人潮流。張宇站在城市與煩惱的邊緣，保持著他心理上的拒斥，以致在他於城市寫村莊的係列作品裏可以品出“田園將蕪胡不歸”的句子來。《鄉村情感》的兩個語義層，政治文化因素以及掩蓋其下的心理文化因素，由於前者的直接更容易使人隻停留在一個語義層裏狹隘到隻問鄉情，而壓縮掉這部作品蘊涵的文化多義性。生活的無解、文化載體的分裂以及這層意義之內更恒在、更持久的東西，卻是張宇未說出口的。作品作為張宇人格的投影，正如鄉村作為張宇情感、血緣的空間投影，都不可能是單向度的。張宇的愛憎、批判與親情使他清醒到能站在自己的外麵看到自己的局限，然而卻站不到這局限的外麵。大約在《那牛群，那草庵》中，張宇說，我的家在豫西伏牛山裏，那裏有我的根，而在《鄉村情感》中便很難再找到這種早期的單純。張宇對他的局限看得很清楚，然而，無論他的自然血緣還是他文明化後的作家良心以及他個人鄉土的經驗與別種文化衝突所形成的孤立、隔膜與傲氣都不允許他對這種情感有所背離，哪怕是意識中的背離。一方麵是對“隻有直接有賴於泥土的生活才會在一個地方生下根……才能在悠長的時間中，從容地去摸熟每個人的生活，像母親對於她的兒子一般”的鄉土的拳拳留戀，一方麵是對溫情脈脈的鄉土文化竟包孕沒落、殘酷、腐朽等封建性因素的痛恨；一方麵是對現實曆史作為前進的無可挽回的陌生式人文關係擴散發展的認識，一方麵是對“很多離開老家凜流到別地方去的並不能像種子落入土中一般長成新村落，他們隻能在其他已經形成的社區中設法插進去”的隱隱憂懼，理、情的對峙，這就是張宇鄉土情結分裂的實質。以致在《鄉村情感》中呈現出情節發展與情緒表現的不平衡，結尾的匆匆收束某種程度上是作者對自己逃避的完成，再深一步地探詢很可能導致張宇否定自己。在一片苛責的清算傳統的“尋根”中，張宇不願加入自己的批判，他要強地守住自己，不發一言。守，本身就是一種局限，然而，為了一種血緣的情感，他寧願犧牲自己，哪怕局限就是血緣，哪怕這種守帶來更大的局限。
張宇的曲折所表達出的硬漢精神，使他在《鄉村情感》中能很清醒地看自己。所以我們無法孤立看那段關於“風箏”的自況，飄來飄去，無所依傍，對於徘徊在政治與溫情、文明與田園、無神論與神秘主義之間的張宇，這種分裂不單因為這篇回憶的文字寫於人於事的時空阻隔情境裏，而且源於張宇無法將他的個人的今昔割裂於社會時代的理解之外。盡管張宇的創作以理性著稱，但在具體情境下他無法抽空自己成為旁證，這就為他的情感增添了更深的矛盾性，這種主體的矛盾隻能通過創作中的空間轉換和時間移位去解決、衝淡（我想張宇對普魯斯特的熱衷大概即從這時開始。盡管在他的文字裏並無絲毫“追逝年華”的征兆。這時的張宇已將創作與自我看做一體，由此，他寧願選擇與政治相近的文化“紛擾”而排斥文壇上的玄談風氣）。依此，我們再看作為他政治文化小說代表作的《曬太陽》，便不難理解張宇的局限所表現出的衝突形式，其實，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質，穩定社會的文化形式是排斥感情衝動的，以互補、中庸為特征的傳統文化便是這樣理、情奇怪的混合體。與其說《曬太陽》中楊潤生被權力異化，不如說麻醉於這種文化，所以他在家事與公務之間，在以父親為代表的鄉土親情與冷硬僵滯的原則理性之間……內心困惑不可避免，以致動一動便感到迸退維穀、舉步維艱。張宇作品的鄉土情結一方麵是他所生活的鄉土社會的文化產物，一方麵也是他長期處於基層個人閱曆的折射。文化的負重以及張宇文化批判中的暖昧感都加深了對他作品理解的艱難，張宇鄉土情結構成的複雜使得一部分讀者限於他的表層敘述而津津樂道，另一部分讀者對他卻始終噤口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