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至1976年這二十年間，據現在存留的資料統計，曾卓共寫有46首詩，8篇文章；當然實際寫下的比這要多一些，作者本人也說：“就是在六七十年代中寫出的一些未能發表的原稿，在‘文革’橫掃劫難中，也遺失不少了。”當然未保留下來的不僅是詩、文，收入《曾卓文集》的自撰《小傳》最後，還列舉了兩部戲劇——多幕話劇《清江壯歌》、多幕兒童話劇《誰打破了花瓶》，劇目後麵，都標有“‘文革’中遺失”字樣。誰能再恢複那個實際，對於曆史，對於曆史中的那一段心跡，已經很難保留全整的麵目，文字的，記憶的。就是這可留下記載的54篇詩、文，對於一個作家的二十年雖是一個小數目，然而對於那具體曆史階段的二十年，對於一個被剝奪了寫作權力不能公開發表作品的人——此後寫《小傳》的曾卓回憶起1955年因“胡風案”被單獨監禁時有一段話：“當時難以得到紙和筆，大都是口占，後來才找機會抄下的。”就是這後來抄下的，也“都沒有能夠全部保留下來”——的作家而言，卻已是一個不可小覷的記錄。這是對於那48首詩而言；對於集中所收多為20世紀70年代所作的8篇文章，曾卓的話是：“在‘文革’後期，當我在家養病時，還寫了一些散文、讀書劄記和數篇回憶性質的文章。在這些作品中，表達了我的痛苦、渴望和追求。當時完全沒有想到這些東西可能發表。”本文要討論的正是這些當時不能發表、寫作時不是為了發表而且也沒有想到此後可能發表的這種“潛在寫作”狀態下產生的作品，希冀通過對這部分作品和這種特殊曆史下的特別創作狀態的研究，深入到一位作家精神生活的內部深層，從而探索文學與個人之間，文學與時代之間、文學與精神之間的複雜關係，從而更豐富更全麵更準確地為中國文學當代史的實績提供一個與“1956至1976間二十年無純粹意義文學”的已成定論的大概念或“文革”時期無文學的以全概偏的概括裏，對個案文本個人的不認真所造成的中國作家精神人格缺欠的某種性急結論不同的視點。
負此使命，但願我能夠說好它。
以年代劃分會發現，曾卓的詩貫穿了他各個時期的創作。他寫詩很早，早在1936年他還是位初中二年級的14歲少年時就已在一家報紙副刊發表詩作《生活》，從那時的讀書會到1940年在重慶與幾位青年同仁一起辦《詩墾地》，1936至1947年可劃作他詩創作的第一時期；此後1947至1956年大約十年間詩的創作處於空白階段，故第二時期的詩創作開始於1956年，1956至1976年為第二時期；1977至1992年為第三時期，1992年這年恰是詩人70歲；1993年至今和以後的創作歲月大致可視為詩人詩創作的第四時期。如此劃分，依據在時代與詩歌間的糾葛關係，其間的風格因素也有不同。第一時期的詩雖有個人感受摻雜其中，如《生活》，但多向外擴展，與時代勾連緊密，是以個人透出時代激變的作品，如《那人》、《來自草原上的人》、《埋葬》、《行列》、《熟睡的兵》，還有《乞丐窟》、《夜城》、《市外》、《瘋婦》和散文詩《傾聽》，它們從兩個向度譬解著那個新舊更迭的時代，一麵是哀哀無告的後方窮人百姓，一麵是為窮人利益灑血捐軀的前方戰士；詩人通過他的詩與時代取著同步和韻的姿態，兩者的關係是正比例的，是一個詩人對時代也是置身於此時代的個人的文學回應，當然時代在這裏不是大吼大叫地存在，而是在詩人的細微描摹間在感同身受忠實於心的深度體味裏存在著，它平樸實在，沒有空洞做作，這是曾卓詩風起步時便形成的特色——大約也是遭受好大喜功的詩評家淡漠的原因。當然並不是說曾卓的詩是不可誦讀的，同是詩人的牛漢在20世紀80年代的《曾卓抒情詩選》中曾回憶說：“四十多年前，我曾看見一個流亡在西北高原的少年，在昏黃的油燈下朗讀曾卓的詩《來自草原的人們》，他那有著飄忽感的淒切的詞藻很美麗的詩句，使一些在寒鬱的生活裏初學寫詩的人覺得異常親切，觸動了他們稚弱而靈敏的神經。”對於曾卓的詩，他接著說：“正像他的人”，“心胸總是袒露在外”，“他總是排斥情調高昂的虛偽和空洞的豪言壯語”，“他的人與詩都沒有自己的甲胄，他是一個赤裸的‘騎士’。”熟悉曾卓詩歌的人，知道這個評語是不錯的。既傳達時代脈係而又不使詩簡單換算等同於虛偽空洞的豪言壯語，這樣做到的人是不多的，即使如今，現在這一點仍有意義。其實時代的真切與詩意的真實之間並不敵對，二者不構成一對矛盾，盡管如今純文學論者忙不迭地怕沾上時代色彩，恨不能在一詞語的池塘裏洗滌幹淨諸如鬥爭戰士諸如革命翻身甚或窮人百姓這樣一些他們稱之為階級字眼的意識，生怕染了他們視之為純淨水般的文學，於此看一看《那人》不無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