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狂風暴雨的鞭打中，仍緊緊地握住我的手，願和我一同在泥濘中跋涉的是誰呢？
當我在人群的沙漠中飄泊，感到饑渴困頓，而又無告無助，四顧茫然，願和我分食最後一片麵包，同飲最後一杯水的是誰呢？
當我被釘在十字架上，受盡眾人的嘲笑淩辱，而仍不舍棄我，用含著淚、充滿愛的眼凝望我，並為我祝福的是誰呢？
這一連串的問構築的整首詩題名還是一句問話《是誰呢？》。這是1956年即我們看到的、曾卓回到近十年前中斷的創作中的第一首詩。它確實是當時心境的忠實筆錄。初讀令人想起距當時十六年前的1940年那首《病中》，然而沒有當初“愛我者呢／恨我者呢／一齊來吧”的呼號，或者“艱辛地痛苦地／然而是快樂地前行”的達觀，這裏傷痛的、鞭打的、沙漠中的、十字架上的“我”所需要的隻是一份溫情的理解與分擔，隻在這一點它與在書籍零亂的房裏靜靜躺著的十八歲時的主人公取著呼應：有誰來麼給我倒一點稀飯；
不然一點涼水也成；
有誰來麼；
而窗外；
秋風秋雨同時起了；
好冷的天氣；
誰給我關一關窗；
好麼誰？
這也是一連串的“誰”。然而有一點卻不同，《病中》的“我”雖要求進步，但現實中仍是一個心懷革命而身居後方並未實際投身於劇烈革命洪流中的旁觀者。當然這個旁觀沒有消極意，十八歲的詩人筆下的戰爭仍是從前方的友人們那裏聽說來的，他沒有親見它的殘酷，所以詩裏會有“用花瓣為我擦血的女郎”這樣的唯美的句子寫著死亡，還是概念。盡管他全身心地擁戴革命，然而並不深入，這可能就是日後老年時詩人自己總結的“一個旁觀者的淺薄”，暴露出的“思想上、感情上的瘡疤”，也正是這個意義上他要求自己“至善至強的人才能有至善至強的詩”；所以“我怎麼能夠長久地躺在床上呢／我應該將腳步伸進曆史巨大的鞋套／夾在浩浩蕩蕩的歌唱人群中”的病中的“我”的真誠也不免有些空洞，不如“誰給我關一關窗”這樣的句子來得體貼真實具象。而這一瑕疵在《是誰呢？》中是蕩然無存的，這一個對“誰”的追問與向往著的“我”是真實的，這一次不是旁觀，也做不到旁觀，而是一個確確實實的體驗者。置身其中，真正是被釘在了眾人嘲笑的十字架上，正因如此，“我”要求的不再是病中的一杯水一口飯，不再是單純情感上的關心照料，而是在種種摔打與傷痛的命運盡頭，有一雙精神意義的含淚凝望的眼睛。然而，“是誰呢？”在厄運連綿一步步地深入發展而批判也步步升級的年代，這是連詩人都對自己呼喚的可能性發生移動懷疑的。在《有贈》集中，不足10首詩作，如果分為三個十年，每階段都可選出一首代表的詩來的。1961年的《有贈》，1971年的《感激》所傾訴的大約是——個對象。
那個“你”是詩人呼喚的“誰”麼？
我是從感情的沙漠上來的旅客，
我饑渴、勞累、困頓。
我遠遠地就看到你窗前的光亮，
它在招引我——我的生命的燈。
我輕輕地叩門，如同心跳。
你為我開門。
你默默地凝望著我，
（那閃耀著的是淚光麼？）
你為我引路、掌著燈。
我懷著不安的心情走進你潔淨的小屋，
我赤著腳走得很慢，很輕，
但每一步還是留下了灰土和血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