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有著這樣的精神底色，1960年的《希望》才不讀著遊離：“當我受傷倒地”、“當我在長長的隧道中摸索”、“當我難以忍耐寂寞、孤獨”、“當我在曠野中迷失，彷徨”，仍然是九死不悔的，那個信仰，不具體到對個人的得失，而是對光明、自由、明天、土地的不可遏止的深深地愛，這裏的“你”也不具象到某一個人，而是希望的化身，“你總是與我的呼吸一道呼吸／與我的心一道跳動／像我的影子一樣守候在我的身旁”（第121頁）。這樣的知識分子是不可能不對自己有所要求的，他們要磨煉自己以配得上這一知識者的身份所賦予的使命，即使被暫時剝奪了這身份和權利，以致投入牢獄和“牛棚”時，作為那使命已化為生命的知識者仍不會放棄這如生命一般重量的信仰：他們是希望的自覺承遞者與傳播者，即使在啞聲時代被剝奪了發言權利後，他們仍能將自己作為承遞與傳播的對象，為自己打氣鼓勁，相信著；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翻開這二十年曆史時仍能觸到深切感人的文學（盡管當時它們是名副其實的“抽屜文學”）的原因，那顆心沒有變，它是熱的。當然思索與鍛造在繼續，在某種程度上這代詩人似乎“得益”於這種邊緣——如果苦難不計算在內（這當然不可能），當外界的各種繁難與物質世界的一切喧囂歸於沉寂後，沉人鄉村折身民間回到內心可能更利於詩的生長，當然這是以付出詩人的身份、家庭、安定、幸福等為代價的；但是不妨回過頭看，正是這批詩人，包括綠原、牛漢，正是他們寫出了與那一時代的浮躁之聲不同的詩篇，為那個包括我們習學文學在內的多數人都認定的動亂年代無文學的觀念注入了反證，也為那個至少兩代以上的中國知識分子遭遇的特殊年代留下了真實的心跡記載。改造外在者，作用於肉身，是被動於運動的結果；另一方麵，中國知識分子因對自我所負使命的看重而從未放棄過對自我的精神冶煉，這後一點，是自覺主動的，不管外在的什麼運動也未能動搖的。兩種磨煉放在一起，在那同一個曆史時段裏相交疊糾纏。
於是巨大的象征誕生了：
不知道是什麼奇異的風；
將一棵樹吹到了那邊——
平原的盡頭；
臨近深穀的懸崖上；
它傾聽遠處森林的喧嘩；
和深穀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獨地站在那裏；
顯得寂寞而又倔強；
它的彎曲的身體；
留下了風的形狀；
它似乎即將傾跌進深穀裏；
卻又像是要展翅飛翔……
這首20世紀80年代公開發表後被詩壇廣為傳誦的《懸崖邊的樹》寫於1970年。同時期還有幾首詩刻描著生命的韌度。1970年寫於單人“牛棚”的《無題》即為其一：“我不是拿破侖／卻也有我的厄爾巴——／一座小小的板壁房就是我的孤島／外麵：人的喧囂，海的波濤／／我渴望衝破黑夜／在濃霧中揚帆遠出／去將我的‘百日’尋找／我倒下了，但動搖了一個封建王朝。”（第124頁）這詩的意境與綠原1959年寫於秦城監獄的《又一個哥倫布》異曲同工——那個哥倫布“形銷骨立／蓬頭垢麵／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凝視著天花板／漂流在時間的海洋上／他憑著愛因斯坦的常識／堅信前麵就是‘印度’——／即使終於到達不了印度／他也會發現一個新大陸”。詩人這時已對自己的命運有了清醒的認識，就是這認識到的現實也未能改變他們自身信仰也是性格的韌度，一樣“現實的悖謬和生存的苦難”，一樣“莊嚴的苦澀和難言的隱痛”，一樣的“冷凝而蒼涼”，都是將詩情賦予超越了一己現實處境的思緒與想象，在孤獨與絕望中做著固執堅忍地抵抗。曾卓同類的詩還有1970年的《火與風》，1975年的《生命》，前者短如4行，卻把“微火”與“烈焰”做了質的區分，烈焰狂風，那意境正代表了感性的詩人氣質，對於災難他是迎臉向前的，而“生命”的真諦在詩人筆下也是——“在黑暗中發光／在痛苦中歌唱／在烈焰中飛翔”，所以較之綠原的理性沉峻，曾卓則強烈生動；如果說綠原的詩更像是代表一代人沉思著說話，那麼曾卓則更像自己個人化的發言，它真誠、單純、剛健、明快，當然內裏也沉鬱深厚、溫潤綿長。在曾卓1956至1976年間寫下的抒情詩中，有一首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它揭示了詩人心口一致的寫作，對詩對人生的一致而認真的態度，這就是《我有兩支歌》。詩不長，寫於1975年，大意是“一支歌在口中，一支歌在心中”，然而關節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