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甚樂觀的知識者人格狀況在另一對話中：《現代人文精神的生成》。《上海文學》1995年第3期的這個對話確切時間在1994年春。《讀書》當年第7期於“文事近錄”中摘發總結了那四種人格的異化與剝離，“從傳統人格中剝離，以求取當代性；從專製人格中剝離，以適應民主性；從職業人格中剝離，以返回精神性；從殖民人格中剝離，樹立主體性”。此種概括仍然有隱於背後結構語言的對位問題，“內在自信力的瓦解”，我是這樣看原因的。而所有如上的責怨又都變做了“對位實現”的前提。真得如此麼？疑惑並不因言之鑿鑿而消失，反而，那太硬的概括或許藏了漸陷流沙的危機。
此後整兩年這個問題的塵封或許可為上述想法的例證？1997年9月“中國文學研究的世紀回眸學術研討會”爭論熱烈。晚間一閑談場合，百思不解的百年問題又跳了出來，我提出了人物與作者的不對位性並作了東西文學的對比；靳姓、盂姓理論家認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可以深究，但靳提示我小心比較時的東西立場，當然是善意。在座的還有耿、賀兩位批評家，他們默首的樣子看不出是反對還是沉思。後來靳提出來去吃酒，應者眾，或許他是想打斷了那沉悶吧。隻是不吃酒的我當時以不應而未作領情。其時真是無有對酌的心思。
1998年1月，在一“風鈴”咖啡館與王姓哲學家會晤，商榷成立文史哲讀書會事宜，談著談著話題不知怎麼就轉到文學，我有意識地提出人物——作者對位關係問題來向他要哲學背景。“唔”了一聲的他接著說，這的確很有意思。便不再說。四天後遇到，麵對仍不舍此問的我，他備了一個鍾點的回答，大意是：中國哲學中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三者是粘連的，一者並不獨立於他者存在，一者隻是在與他者的關係中才存在。而天命、天理、天道等概念為人生的準則提供某種類法的依據，此種合一而非分離性決定了人之主體的不確立，他（人）是由它（天）定的，合一也好，感應也好，或者是統一，都是在說著人是天所實現意誌的物，是天的意誌在社會領域裏生效而“通過”的形式之一。傳統知識分子掰不開這三者，所以無你所說的那種足以與之抗衡的正麵的自己。他總結說，你問中國文學中怎麼沒有代表民族精神的知識分子形象，答案大概是現實中就沒有你所說的知識分子。
這就是我追問的答案麼？一個“無”字。可以找出許多現實中“有”的例子，卻無法偽造文學中真的是“無”的證據。然而“無”就真實麼？五年給我以折磨的我滿足於這個真實麼？而要我自己的答案，還得回到問題本身。
問題
那麼，糾纏我的是什麼問題呢？
“不對位的人與‘人’”，也許太概括了些。然而在這篇文章裏的意思是狹窄的，特指人物與作者即作品中的人與作家人的不對位性。這種不對位，並不是要檢討整體文學與人格的不平衡關係，甚至引出人——文不統一不一致以至相反的悖論命題，如一句話說不清楚的人格悖謬現象及其深層的人格原因。不是的。這個問題遠沒有這麼廣延，它隻是特指中國文學中一個有些奇怪的現象，即為什麼中國尤其現當代文學作品中沒有一個正麵的可視為人之楷模、民族精神代表的知識分子形象；為什麼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形象非但不能稱為人格典範卻恰如其反，其人格的卓瑣程度引入咂舌；而這眾多負麵人格的知識分子形象所構成的作家（也是知識者）的自檢深度競構築不出一個經典人格意義具有一定高度人需仰視提人上升的知識分子形象，何以如此？有意思的是，塑造了那眾多人和造成了這一方麵的“無”的作家自身也是知識分子，或者說更是知識分子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這就是不對位的人與“人”。
而知識分子中真就如人述說無一經典人格的人麼？可以舉出魯迅加以辯駁，但無法辯駁的是中國文學中竟真的無如他那樣人格形象存在的事實，作品中亦無有與之比肩的人，這也是事實。是寫作者自己的修煉不足以與傑出人格構成對位哪怕平衡的解悟而構成的表現的偏錯或真空呢？還是這個民族的文人——士——知識分子的傳統對說“我”這一點始終視為噤口呢？還有，魯迅為什麼不寫自己而使自己留傳於世的名篇或說流傳於世代文學中的不朽形象卻是一個國民劣根性的精神勝利者——阿Q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