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曆史時代的發展總是可以由婦女走向自由的程度來確定的……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標準。這一觀點已為社會發展所證實，19世紀80年代英語詞彙首次出現“女權主義”以要求政治權利與法律平等之前的四十年，哲學社會學者已率先提出了解放的重要與解放的條件，從一開始，女權、女性這些語詞不可避免地要帶有社會學印跡，成為曆史實踐的一部分，猶如那條亞當的肋骨，從一開始，女性學的命運已經被放在了一個情境裏麵。但是宏觀話語隻提供社會批判層麵的曆史經驗，仍然有些即時、偶發、局部的事件與經驗囊括不盡，尤其是世界已經在百多年後進入一個多元狀態與零碎經驗充斥個人生活的時代，文學在個人經驗與曆史敘事之間的騰挪，在暗示女性學必然從女性主義的這一絕對性中分離，走向最局部的經驗，才能真實完成它在框架中所設定的一係列人性目的，比如女性的內在自我是通過何種方式在人生中保持自我意識的相對穩定的？——既然它認定它麵對的是一個使自我分裂的世界；比如，女性如何以精神話語言說與檢驗自身，以便發現其自身設立的形象標準——既然它失望於男性精神話語中創生出來的女性標本？作為一個女性評論者，之所以一直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關注女性理論，卻從不肯輕易涉足實踐，根本原因在焦慮它獨立姿態下的包羅萬象與宏觀打算必然會不屑地擠掉真正能到達真理的具體信息的積累，必然會不屑於更大程度也更大範圍高於廣於真理的活水一般的經驗，必然以對個人的不屑刪節而服從類的歸屬，如此，女性主義從反駁一種中心極權走到了自己成為中心極權，在處理男性文本與問題上可謂一勞永逸痛快淋漓，然而其方法之誤最終不可避免要傷及內涵。所以，我越來越傾向認同個體經驗的珍貴性，較之一蹴而就龐然大物的建築，我更傾心於那些散落在工地上的一磚一瓦，也許是偏好，也許是務實，我是一個非常在乎結果的人，目的性強，認定具體研究更接近真理，不願在我以為隻是開始或止於過程的貌似強碩的問題上浪費時間。
所以見到這樣表述會有認同：“我旨在了解女作家們的自我意識是如何在文學中從一個特殊的位置和跨度來表達自己、發展變化以及可能走向何處，而不是想窺探一種天生的性別姿態。”喜歡這種本分，正如我喜歡能有力地表達社會框架中的個人經驗的作品，能夠在人性完整的基礎上重建完整人格的作品；我也時時警覺於任何理論與派別對我獨立思想的控製，哪怕它打著性別主義或者更新美的旗幟。它的力量也不足大到裹挾我去，因為深知任何成見都有自我毀滅性的一麵，因為深知理論定型後的類玄學的殺傷力，正如深知文學因其多種可能性的相對存在才可稱其為文學一樣，我珍視它戲劇性的過程。我不希望幕還未拉開就有一個全知全覺的人站出來說出結局，而以此剝奪我們通過觀察體驗才能得來的東西，那是不存在的，如果有，它也是虛假和強權，我不對之抱有好感。
已經說過，這篇文字無涉女性主義，女作家不應被當做一個明確的群體來研究，雖然寫到女人，卻隻是人的片斷絲縷，本文有意舍棄帶有明顯女性主義傾向的文本，隻是為了找尋到達人的最短路徑。以下十二位女性，是以1999年的文本閱讀為切麵，好奇於經曆了20世紀一係列壯闊事件構成的生活日常的一百年，在世紀的最末期，女性的內心波瀾。身處其間，呼吸與共，那個答案，我想知道。
隻這一點我回身不開，你的對對象的選擇均帶有精神求證性質，那些你願意寫下來的文字其實正是言說者自我的疑惑和心底的困苦。她們與你，並非無幹。
白大省（xing）是北京胡同裏快活多話、大大咧咧、有點缺心少肺（當然是七八十年代）的女孩子中的一個。“她那長大之後仍然傻裏傻氣的純潔和正派，常常讓我覺著是這世道僅有的剩餘”。鐵凝這句話已將《永遠有多遠》鎖定使之帶有一種挽歌或絕唱的性質，“二十多年過去了”，這是小說中稍嫌沉痛的一歎，可是，時光流逝了，白大省沒有移動，有什麼辦法呢？連同與她一起長大的“我”也是恨愛參半，“她最大的與眾不同就是永遠空懷著一腔過時的熱情，迷戀她喜歡的男性，卻總是失戀”，故事就是從白大省的第四次戀愛失敗第一次婚姻開始的，作為表姐的“我”坐在世都二樓咖啡廳裏等白大省時，不禁對著歲月慨歎，“白大省這個人幾乎在謙讓著所有的人”，因為謙讓，她的留在女童時代的形象才一直是那個讓表姐先洗頭又怕耽誤看電影而自己“後腦勺的一綹頭發上，還掛著一塊沒衝淨的黃豆大的蛋黃洗發膏？的背影。”要不然，九號院的趙奶奶也不會用了那個時代裏顯得可疑而陌生、甚至散發著老樟木箱子氣息的詞，“仁義”。20世紀70年代初期，單說白大省當時七八歲年紀，能承擔起胡同老人這種評價，其重量也是超出她的肩膀的，“這孩子仁義著呐”！已經是一種人格的評定。不知是不是由此，白大省從一開始就被文化鎖定，不可能再有個人的需求，或者個人的需求絕不可能淩駕於別個個人之上，隻要有他人在場，白大省這個個人一定是必先以他人為重原則下犧牲自己的，不是“我”，也不是作者，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將白大省的人生定位在了——橫線來說，是老市民階層的後代，縱線來講，是傳統的道德仁義，她的生身，她的教育，還有說不清道不明的天生的一些東西，聚合起來，使白大省從一個孩子起就成了一個“十字架上的人”，動彈不得。隻要她稍有動蕩，哪怕瞬間產生一些“私字當頭一閃念”的情緒，別人就會以奇怪憤慨並指責，就因為她是白大省，而白大省應該是仁義的。仁義的白大省就這樣活在人們的邏輯裏。如果隻是這樣寫，還隻是對一個以仁義為底片的人格負荷麵的檢討。鐵凝不想讓她的人物隻是單麵，仁義也好，助人也好，傳統、風尚等等這一切在白大省身上都是天然的，善是天然的善，沒有絲毫表演和刻意，作者小心分開了本能與自覺，在精神的真空世界，白大省可謂一塵不染：這樣一個原汁原味的泛道德主義者，這樣一個“不知有恨”的透明人，放人紅塵，可能真的會注定輸？白大省三十歲前曆經的四次戀情，仿佛是這個答案的艱辛求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