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李佩甫在《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孫》觸及家族文化的黑暗性即封建性一麵時，就已表現出這種紀德式的暖昧。這部嚴格意義上的家族小說，以十二則“奶奶的瞎話兒”貫串起一種文化下的兩個時空，在展示20世紀80年代大李莊村李氏家族“被各種欲望燃燒著的第十七代人”的現世生存狀況的同時，將祖先創世的神話與艱難守業的五千年文明曆程依次展現出來：小指有著雙指甲蓋的血脈標記，七奶奶七續十數卷《李氏祖譜》的壯績，李氏先祖多卒於八十二歲的宿命，七奶奶遊蕩於大李莊四周不息的魂靈及其三周年祭日時“引魂幡”的飄然西去，原始初民的拓荒與現世子孫的紛擾交疊，統統都籠罩在這種種神秘主義的魔幻氣息裏。小說開始時借七奶奶續家譜淵源“使後代明祖明宗，知其家族血脈之淵源”所感歎的“每個家族都是民族的細胞”，與七奶奶三周年祭日時的旁觀“生與死仿佛有一道分界線，又似乎沒有。無論是躺下的還是活著的，全有那血緣的‘脈線’穿著，這‘脈線’便是一部家族的曆史，盛盛衰衰，繁繁衍衍，一代一代地續下去。”達到了首尾一致。作為一種文化寓言，李佩甫更為客觀地表述了血脈對人的命定，並通過家族來認識土地與人的千絲萬縷聯係。小說起始時那張《李氏祖譜》簡略圖表是應受到重視的，李佩甫以之暗示了血脈的周期性以及地域環境（地緣）與遺傳基因（血緣）的內在聯係，家族與大地——鄉土的難以分割，則具象為“屋裏”意識。他在《金屋》中進一步揭示了這種形態化的家族環境而具有的固守性及內裏的空虛，然而“家與土”難以分割的力量所聚集的磁力畢竟太龐大太神秘了，以至近期李佩甫的作品如《無邊無際的早晨》、《田園》等家族主題幻化為地母意識，鄉土的觀念加固了，“逐步換血”的意識卻弱化下去，楊金令、楊潤生以及更早的高加林的失落、沉淪正在於他們丟失了“我是誰，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的血脈追問，理性的果決漸次為意緒上的溫情所代替，所以每每造成曲終的不安和尾聲的猶疑，這種困擾所攜帶的嚴峻、孤單，預示了一代與鄉土脫不開幹係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格深層的悲劇性分裂。文化的曆史軌跡是如此錯綜複雜，以至隻能在以神話去彌補文化缺欠的同時來平衡人格中理與情、崇信與憂懼並存的矛盾了。這再次說明：“人們在理知上認識、接受、容納、許可的東西，在情感和心態的大門前都常常被禁阻入內。在這方麵，傳統的力量畢竟更有影響，支配和控製得也更久長、新舊模式的激蕩和糾纏混雜也更為繁複、多樣和難以清理。”家族主題同樣如此。民主之無土壤，如若推進，必首先對傳統進行剝蝕，而又有誰能撬得起這塊頑石？由此意義回視，不難理解韓少功《爸爸爸》的苦心孤詣。因有血緣與鄉土的雙重羈絆，這代作家一麵承受中國文化精神的二重分裂，一麵掙紮於中國文人人格二重分裂裏，既有批判性地針對其封閉、老舊和由此衍生出的專製、強權的尖銳，又有生於斯長於斯的不忍。麵對凝聚性、向心性與反人性、反民主並存的家族中心文化，換血將是長期而不斷的，隻要還有不平等，我們說我們所聽到的就不是家族集團的最後餘聲。
畢竟，自秦漢始到明清，宗族、家族為主體的社會製度曆經兩千年的嬗變、鞏固，已內化為國民性格中的深層結構。傳統的包袱太重了，而祖先是農人或本人就是剛剛告別土地的作家逃離鄉土又憑借鄉土，鄉土性已作為國民人格的一部分超越了具象與空間而沉澱在血液裏。所以，盡管我們一方麵吸收著大洋彼岸那位叫馬爾克斯作家的魔幻手法，他的布恩蒂亞家族七代人的故事敘述、他的馬孔多小鎮從創建到毀滅即拉丁美洲百年興衰的喻示，接受他借烏蘇娜之口道出的“仿佛世上的一切都在循環”的曆史慨歎，但卻未能從心理上接受那個“長著一條豬尾巴的嬰兒”的未來。中國作家無論是身居鬧市還是暫留鄉間的，都是“進了城的鄉下人”，這種移民的漂泊心理與軟弱感，使他們更在意識上而非方法上默契於同是大洋彼岸而處於北緯方位（地理緯度與心理緯度都更接近）的阿曆克斯.哈利的《根——一個美國家族的曆史》。“尋根熱”可以證實，這部追溯祖先而描摹出一個非洲黑人家族七代經曆與感受的書曾引起的震撼。作者在美國《時代》周刊1977年2月14日談及創作時說道：“血統聯係的共同感有一種魔術般的魅力……團聚使人感到一個家族關心自己，為它自己而自豪”；作者在書中又寫到，當“我”想查清一個姓氏以便知道祖先所屬部落而請教姨婆，所得到的回答是：“你著手幹吧，孩子，你可愛的外婆和他們所有人——他們都在天上看著你呢！”而當“我”找到“老家”在祈禱儀式中與村民們一起跪下時，翻譯譯過來的祈禱詞是：“讚美真主，他把我們中間一個失落了很久的人，又送回來了。”它所提供的繼承感與歸屬感，和它對“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恐懼的對抗，以及它以家族對抗世界的公式來探索家史的努力，是對以“我是誰，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為主調的這一20世紀的生命哲學命題的最好闡釋，而這也將為家族主題的進一步變奏提供了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