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說為寫小說而瘋狂
1979年，那一年我將永誌不忘——因為無論對我個人或對我賴以生存的國家，1979年都是最幸運的一年。那一年一個初春的早晨，我的唯一的女兒來到這個世界上，她那並不嘹亮的哭聲宣告我真正開始做父親；那一年一個初夏的早晨，我帶著飯盒到工廠上班，路過郵電局的報刊亭，在報刊亭的櫥窗上，看到我的第一篇小說《心裏的鮮花》在《海燕》雜誌上發表；那一年，我的“狗崽子”厄運、我的難以承受的恥辱，都在一個早晨消失；那一年，才允許我像別人一樣發表文章，像別人一樣工作、說話和參加各種會議。那一年我才從此感到，所有的早晨都朝霞滿天空氣新鮮。
處女作發表的興奮，使我充滿了創作的激情。上班時我手持焊槍焊花四濺，腦袋裏也焊花一樣奔放著小說的構思；下班後，我一手抱著嗷嗷待哺的女兒，一手拿著筆在稿紙上寫小說，真正做到“革命生產兩不誤”。母親走進來，她手裏拿著一張郵遞員剛剛送來的彙單，驚訝並驚喜地說，就寫那麼幾張紙，會得六十多元錢？其實，那幾張紙是一萬字的小說，那時的稿費標準是一個字六厘，也就是說不到一分錢。然而，可憐的母親在建築公司工地上汗流浹背，掄大鎬刨大坑，一個月才掙四十來元錢。她怎麼也不能相信，整整一個月三十天早出晚歸，在鐵鎬下去火星四濺的硬地上，必須刨出能裝滿無數輛大貨車的土石，結果掙的錢卻抵不上我寫的幾張紙。她覺得這簡直就是天上掉餡餅！她立即從我手裏奪過孩子，再也不讓我一邊哄孩子一邊寫作了，她對著我才出生幾個月，隻知道吃奶的女兒說，你爸爸厲害，坐在炕上就能掙錢呀……母親實在是窮慣了也窮怕了。
我有點趾高氣揚地走在大街上，所有認識我的人都對我熱情地打招呼，他們都知道我在雜誌上發表了小說。那時，沒有像現在這麼多的事幹，沒有個體企業沒有有限公司，沒有幸運中獎沒有股票上市，甚至沒有足球！因為文學能首當其衝地傾訴人們剛剛結束的政治磨難，所以，幾乎是全國人民都在看小說講小說評小說，誰要是在文學上有了光彩，從省裏領導市裏領導直到單位領導也跟著光彩，同時給予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關心。中國特殊的國情下，這種創作上的個人奮鬥加上長官意誌的激勵，在一個時期，給文學創作者帶來了極其迅速的輝煌。一篇小說的爆響就能使一個作家一步登天，走上全國文壇，並天翻地覆般地從此改變他的命運。文壇的天空不斷地升騰著一顆顆新星，突然耀眼的光芒使你激動使你焦急使你想入非非也使你痛不欲生——你感到你正在落伍正在落後正在被拋棄。文壇上每一篇作品的叫響，每一個作家的飛躍，最終都像充滿動力和熱力的皮鞭抽打你的脊梁，讓你不顧死活也不知天高地厚地瞄準文壇的製高點，拚盡全力地奮進。
我手持焊槍站在安裝公司工地的鋼梁鐵架上，老氣橫秋的心胸卻鼓蕩著青春的熱血，似乎覺得東升的紅日和奔騰的海浪都在馱著我的理想。我的焊工帆布工作服口袋裏永遠揣著一本書或雜誌，表麵看起來，我的身體在工地上忙忙碌碌，實際上我的靈魂卻在文壇的上空全方位飛翔。十幾年來的嘔心瀝血和朝思暮想終於撬開了幸運之門的一絲縫隙，我有些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我甚至不能想象我會在“絕不允許發表作品”的壓迫下，發瘋般地愛好文學，並發瘋般地大寫特寫，甚至在水下暗礁叢裏憋得要死要活時，還能胡亂地構思。我隻讀過六年書，卻有著強烈的創作膽量，這膽量來自可笑的夢想和幻想，還來自我對遺傳基因的迷信。我有幸得到母親情感豐富和父親聰明智慧的基因。在他們之前，我還有個教書的爺爺，據說才氣橫溢。如果不是怕官而暈考場，大概在清朝那陣就能混個類似現在廳局級以上的官位。更之前是我的勇武的太爺們，他們駕著戰艦般的漁船，搏擊於風浪之中，最終的一場風暴使他們所有的哥們壯烈於海底。隻有我的太爺憑著一塊船板掙紮，竟登岸存活，傳宗接代直到我。我能深情於文學，殺生於海底，文雅而野蠻，坦直而卑怯，皆是這些剛剛柔柔的基因所致吧，所以我這個山狼海賊般的海碰子，竟然能騰波踏浪遊進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