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抑得太久的我可能有點神經質,第一次我的名字堂堂正正地印在刊物上,使我足足有兩分鍾對著我的名字目不轉睛,最後還是覺得難以置信。第一次走進文學刊物的編輯部,我看到斑駁起卷的牆皮都覺得是一種藝術,與平民百姓家裏的牆皮相比絕對是高檔次的斑駁。看到我對文學癡迷到癡呆的程度,我的從不愛好文學的妻子也被感動得不行,在剛剛解凍的年月裏,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偷偷去找一個算命的老瞎子給我算命,問我什麼時候才能來運氣。老瞎子提心吊膽地四麵窺視了一陣,才煞有介事撥弄手指掐算一番,說快了,你男人半輩子噩運就要過去,明年是你男人的本命年,過了本命年的第一年,也就是後年的臘月開運。我那可愛可憐又可笑的妻子歡天喜地地回到家裏,她也用手指扒拉著從陰曆折合到陽曆,終於算出我有福氣的準確年月。晚上,她小聲小氣但美滋滋地對我說,1983年你的運氣就要到了,使勁寫吧!看著她那個認真的樣子,我氣得要命又笑得要死。
我確實來了福氣——1983年我寫出了《陣痛》《蘆花蝦》《迷人的海》《龍兵過》等作品,猶如連珠炮般地炸響。終於,我走上了全國優秀中篇和短篇小說獎的領獎台。
三說為掙錢而奮鬥
我幾乎是在得意揚揚地寫小說時,卻突然感到生活有點不對勁了,具體地說是我覺得有些不合算——我嘔心瀝血興奮若狂熱淚盈眶地構思,我點燈熬油冥思苦想夜以繼日地揮筆,創作出自以為深刻深邃深沉的作品,其稿酬卻不夠大款吃半頓飯的。一萬多字小說的稿費,僅夠交納每月的水、電、煤氣費。再看看別的作家,有的比我還慘,數年數月苦苦地爬格子,寫出一部數十萬字的長篇小說,還得自己掏腰包拿出幾萬元錢自費出書。不僅作家藝術家們在經濟上拮據,連掌管他們的文聯和作家協會也窮得叮當作響。開個會都精心安排到吃完午飯開,否則連飯錢都拿不出來。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所有人的心目中,甚至在貼近我的親戚朋友心目中,全都斬釘截鐵地認為作家藝術家們是富得可恨富得腐敗和富得該死的家夥。我乘公共汽車,熟人見到大吃一驚,你當作家怎麼還乘公共汽車?你應該坐小轎車?我到街頭小店吃快餐,他們說你堂堂作家怎麼會到這樣肮髒的小店,你應該在大酒店大飯店吃大盤子;我覺得我花一二百塊錢買一雙皮鞋挺夠意思了,他們卻譏笑說,就憑你這樣的身份穿這樣便宜的雜牌子鞋!更倒黴的是我長得人高馬大粗壯肥胖,他們便一口咬定我整天吃大魚大肉山珍海味……我覺得我簡直就不知怎麼活了!
一些理論家伸著脖子對我們高叫,在經濟大潮麵前要挺得住,要甘於寂寞甘於貧窮……但是,作家們真要是像苦行僧那樣站在生活洪流的外麵,他還能寫什麼?他還會寫什麼?窮則思變,魯迅先生曾說過他吃不飽肚子是決不去寫作的。於是,有些作家開始下海,開始當經理,當董事長,甚至扛著一大包皮夾克旅遊鞋去俄羅斯當二道販子。著名作家張賢亮最厲害,他的名片上一下子就印上四個有限公司總經理的頭銜。我當然也不敢怠慢,圓睜雙眼,尋找更科學更合算的活路。我發現散文雜文隨筆最受歡迎,而且那些綜合性刊物的稿酬比純文學刊物要高兩三倍。我鼓足幹勁,大寫特寫,一氣幹了數十篇,像分發傳單那樣分發到全國各家報刊,結果是全麵開花,收獲甚豐。編輯們紛紛來信來電說作家寫這樣的東西深刻而幽默,希望能多寫,稿酬從優。特別是稿酬從優四個大字使我眼睛一亮,心中大喜特喜,又發了瘋一樣地大寫特寫。這樣,我繼續奮勇前進,而且充滿勇氣地將自己的書一下子印了兩萬本,雇用了我的弟弟,兩人像牛一樣馱著一捆捆書,走遍了遼東半島一百多所學校,而且還冒著酷暑到山東老家的一些院校簽名售書,終於售出一萬八千本。正當我要乘勝前進之時,一場大雨把我剩下的兩千本書澆成了一文不值的紙漿。那真是心疼,而且是我大半輩子少有的一次心疼,我甚至理解了什麼叫痛不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