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氣之下和一怒之下，我又拿起筆寫電視劇，並同時在多家報刊上開專欄，真正像香港或西方作家那樣多麵手寫作爬格子奔命。為此我也開始“脫貧”了，我買了電腦、打字機，並毫不猶豫地按房改合同買了房子，還隨心所欲地按照我自己喜歡的風格裝修我的書房和客廳。朋友們來訪，我大度地一揮手，走，到飯店去坐；妻子喜歡一件高檔服裝，我說你猶豫什麼，買！帶女兒到商店，傲然地指著櫃台裏的所有食品，想吃什麼？盡管說！老母親要洗澡，我說咱去桑拿，不光有熱水還有熱氣，不光有人給你搓澡，還有人給你按摩。老母親嚇得說，你有錢發燒呀！我突地感到心頭一熱，當創作不僅是神聖是浪漫而是與按勞取酬與生存實際結合在一起時，竟會使作家們像奸商像大款像打工仔兒像綠林好漢。有人說，中國的作家完了，要被經濟大潮淹死了。我心下暗暗發笑，全世界所有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作品全是在市場經濟的生存環境中產生的，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都能產生出巴爾紮克、托爾斯泰、馬克·吐溫、傑克·倫敦、莫泊桑、海明威等文學大師，我們他媽的還怕什麼？
2.清楚到寫不清楚的鄧剛
孫惠芬
跟鄧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如同本家哥哥。在大連，如果我平均每月參加兩次飯局，那麼這兩次有一次半能遇到鄧剛。遇到鄧剛，是幸運也是不幸，幸運的是，有了他，這一頓飯就不會吃得無聊，沒滋沒味。他幽默、風趣、機智，腦袋一秒鍾能繞地球兩周半，往往會被他笑破了肚皮。不幸的是，有了他，你就別想有機會說話，他往往是包場包桌的，一頓飯下來全是他講。他講也不要緊，往往要適時地尋找機會打擊你挖苦你，讓你覺得你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
其實鄧剛酒桌上講的話，你都聽過一千遍了，那些風趣幽默的故事，被他講得你差不多也倒背如流了，可是他每次講，你都像第一次聽一樣，為什麼？因為他講了一千遍了，還像是第一次講，特別認真，該風趣該幽默的地方都沒有變，有時候，大家因為知道那故事，知道他在講那故事時在哪些地方風趣幽默，就反而等待他的重複，似乎隻有重複了，大家才滿足了。就像看趙本山的小品，看一千遍了還要看，就是等待他抖那幾個包袱。
或許，正是鄧剛從大家眼神中了解到這一點，他越發地不可收拾，每頓飯臨結束時，他都需要突然刹閘，就像一輛開足了馬力的車突然刹閘，晃得你和他都一溜前傾，讓你擔心，他回到家裏，會不會因為慣性而需要對著桌椅再講一陣。
其實，鄧剛不管在哪裏講話，是對著幾個人講，還是對著一禮堂的人講，是對著女人講，還是對著男人講，你想從他的講話中獲得自信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每逢人多的場合，智慧就像通電的焊槍遇到鋼鐵一樣，火花四射，他在那樣的時候，不光語言充滿光彩，整個人都充滿光彩，仿佛有一隻追光燈打在他的臉上、身上，他一個人光彩透亮了，周遭立即陷入黑暗暗淡無光了。
說起來，鄧剛的口才確實是太好了，他口才好，不是伶牙俐齒那種，他的口齒甚至因為地方口音太重而有些含混，他的口才，主要表現在反應機敏表達準確上，表現在能把一件無趣的事說得有趣上，表現在他說話時生動的表情和表演上。鄧剛是有表演才華的，說起話來，發絲也差不多都具有了表情，因為他一激動兩隻手就舞到了頭上，恨不能把發絲拉直的樣子。據說當初，一個反革命狗崽子的他，就是憑著一副好口才，征服了比他小十歲、出身好、溫柔又漂亮的富家小姐的。他用講故事的方式，一天一個故事。直講得讓一些個青灰色的晚上有了浪漫的氣息。可想而知，在那樣的夜晚，當把一個漂亮女子講到自己懷抱，他的頭發一定是笑彎了腰。
我是說，鄧剛常常為他有一副好口才而自鳴得意。
鄧剛確實能以他的口才征服別人。有一次，一起坐火車去沈陽開會，一上車鄧剛就繪聲繪色地給我們講述他剛看過的一部長篇小說，我和馬曉麗被他聲情並茂的講述吸引，一路上一直不錯眼珠地盯著他，聽得如癡如醉，讚歎之餘我們表示回去一定找出那個長篇好好讀，不想鄧剛聽後卻輕蔑地擺手說：“不用了，聽我講就不用看書了，書還能有我講得好嗎？”隨後，又做了一個令我們哭笑不得的補充，“再說啦，剛才那個結尾是我加的，那個小說結尾寫得不好，我臨時改編了一下。”氣得我們呀！
關鍵是，唯一一次沒有打擊我們，以為真正是跟我們談了文學，結果，還是不忘自己的光彩。
因為他不忘自己的光彩，因為他總是善於打擊別人，最初那些年，我一直跟他保持距離。
他是大作家，走近他，希望看到他的光彩是真，想從他身上獲得智慧是真，想跟他平等地掏心窩子說說話也是真的，因為那時大家對文學都太癡了，因為太癡了，也都特別脆弱，特別想聽到他發自內心的鼓勵。可是他從不跟你平等對話，往往一說話就開玩笑，一開玩笑就把你要說的話撞到南牆。關鍵是，在他麵前，你不能認真，你一認真他就嘲笑，就像那句名言似的，“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鄧剛不是上帝，可是如果你一說話他就發笑，他一發笑你就覺得你是天下頭號傻瓜蠢材，你自然就覺得與他的心隔著十萬八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