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鄧剛消除隔閡和距離，是一次單獨的旅行，那是一起參加吉林《春風》雜誌社的一個小說筆會，我們從大連上的火車。當時，為了避免他的打擊，我作了充分準備，沉默，堅決沉默。可是讓我想不到的是，在那一程，鄧剛幾乎很少講話，全是我在講話，全是他聽我的講話。我之所以講話，是他以往人多場合那種調侃的樣子絲毫不見，他的目光是和藹的親切的，恍如一個寬厚的兄長遇到了久別的姊妹，渴望傾聽的表情讓你那麼想訴說。
那一程究竟說了多少話我真的不知道，好像把一生一世的話都說出來了，關鍵是，鄧剛在聽你說話時，那麼專心，你能感到他跟進了你的講述，不但如此，你任意一個小的感受，小的發現，都會受到他的鼓勵，他的欣賞，使你覺得，那十幾小時的旅程實在是太短了。因為一到了長春，一走到人群裏，鄧剛立即變了樣，又變回到原來的鄧剛，揮灑他的機智，用他的腦子，而不是用心，居高臨下，侃侃而談。
其實，一些年來，與鄧剛有過好多次一起開會的旅行，每一次，都會有一程掏心窩子的傾談，每一次傾談，都是他在聽，我在談；每一次，都在談著的時候，不斷地受到他的鼓勵。他的專心，他的善解人意，不但讓你感到愉快，還讓你感到你也有了他那樣的光彩。可是，每一次，當旅程結束，又走到人群裏，或再在某個場合相遇，你都會感到，那樣的談話根本沒有發生過，因為他的目光既不親切又不和藹，他一如既往地打擊你，批判你，讓你覺得你跟他隔著十萬八千裏。
為了找回與他真誠的溝通，有時，要給他打一個電話。可是，這樣的電話，你十有九次要失望，因為常常一拿起電話，他在那邊聽出是我，第一句話就是，愚蠢的青堆子，怎麼回事，又無病呻吟了。
他居高臨下地打擊你，你一下子就無話可說了。
如果不是單獨旅行，鄧剛對我的打擊是一以貫之的，他打擊我最有力的詞是愚蠢。事實上，在鄧剛的語彙中，愚蠢是一個最常用的詞，不管說到什麼人或什麼事，隻要不對他的思路，他就說人家愚蠢。不過，他說別人愚蠢，也許是信口開河，說我愚蠢，是真的覺得我愚蠢，因為他在愚蠢後邊，往往要加上青堆子。青堆子是我的故鄉，他叫我青堆子，是嘲笑我是鄉下人，在他覺得，鄉下人都沒見識，土氣。
別看他覺得鄉下人愚蠢，鄉下人在城裏遇到了困難，他往往不由分說就挺身而出或許正因為覺得你愚蠢，他才挺身而出。記得有一年年末，市委召開年終文藝界茶話會，參加那個會，必得獲過國家級大獎，我沒有獲過國家級大獎，卻讓我去參加了，可是讓我去參加，與會每人一份的名單上，卻沒有我的名字，也沒有關於我的介紹。當時，因為名單上沒我而我又在座，心裏覺得很不得勁兒。當時，不知是察覺到我的不得勁，還是鄧剛也覺得不得勁，讓他發言時，他說，今年，我們文學這邊，有個重要收獲，孫惠芬剛剛寫完一部五十多萬字的小說，我覺得是重大收獲。我一聽，就知道他是在替我說話，是想讓在座的大家知道我參加這個會是夠格的。事實上，我的小說隻有四十萬字；事實上，講文學成就，字數並不能代表什麼，你如果寫了一堆垃圾，字數再多也不能怎麼樣。我深諳此理，可是因為那時剛來大連不到兩年，城市對我的漠視讓我感到冰冷，又因為長篇耗盡了身體裏的熱量，特別渴望來自外麵的關懷和溫暖，聽完鄧剛的話，我的臉忽地一熱，差一點就淚流滿麵了。
真正淚流滿麵的，是又一次，那是我的長篇小說出版後，在大連文藝界遭到質疑。其實是一些退休的文藝界的老人，他們不接受我小說中有關性的描寫，認為有方向上的錯誤，上書市委宣傳部，拿掉了當時被評上的一個獎。當一個老官員把電話打到鄧剛家時，鄧剛勃然大怒，但他在勃然大怒中迸發出機智來，居然也理直氣壯地搬出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與之對陣。直到與我通話談及此事時，他還義憤不平，電話裏傳出他呼呼直喘的聲音，好像剛剛爬上樓，或者剛剛衝上一座山峰，當他呼呼帶喘地向我轉述他的態度，他的對我的堅定的支持，我的淚水一下子就湧出了眼眶。
“文革”時我雖然還小，可父輩們遭受的鎮壓深有記憶，我嘔心瀝血的長篇遭到質疑，是創作方向上的質疑，我是受不了的。那是我長大到成人以來，第一次感受到的來自政治方麵的壓力，然而鄧剛的態度，卻讓我第一次感受到長大到成人以來，來自朋友方麵的支持和友愛，其力量的巨大，隻有我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