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必須給筆下的人物命名之時，這個中國男性司空見慣的名字，幾乎是不假思索地成了我的選擇。毋寧說，“劉曉東”是自己走入了我的小說。我覺得他完全契合我寫作之時的內在訴求，他的出現，滿足、甚至強化了我的寫作指向，那就是——這個幾乎可以藏身於眾生之中的中國男性，他以自己命名上的庸常與樸素，實現了某種我所需要的“普世”的況味。
時代紛紜，而寫作者一天天年華逝去。我已經毫無疑問地邁向中年，體重在增加，查出了心髒病，為孩子煎熬肺腑……追憶與憑吊，必然毫無疑問地開始進入我寫作的基本情緒。那些沸騰的往事、遼闊的風景，幾乎隨著歲月的疊加，神奇地憑空成了我虛構之時最為可靠的精神資源。或者我的生命並無那些激蕩的曾經，而我相信的隻是，歲月本身便可以使一個人變得仿佛大有來曆。在我看來，一個小說家，必須學會依仗生命本身的蹉跎之感，必須懂得時光才是他唯一可資借助的最為豐滿的羽翼。由此，他可以虛擬地給出自己一個來路；由此，他可以虛擬地給出自己一個歸途。他在來路與歸途之間凝望，踟躕和徘徊的半徑才會相對悠長，彈指之間，無遠弗屆；那種一己的、空洞的、毫無意義並且令人厭惡的無聊書寫，才有可能被部分地避免。
天下霧霾，我們置身其間，但我寧願相信，萬千隱沒於霧霾之中的沉默者，他們在自救、救人。我甚至可以看到他們中的某一個，披荊斬棘，正漸漸向我走來，漸漸地，他的身影顯現，一步一步地，次第分明起來：他是中年男人、知識分子、教授、畫家，他是自我診斷的抑鬱症患者，他失聲，他酗酒，他有罪，他從今天起，以幾乎令人心碎的憔悴首先開始自我的審判。他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劉曉東。
最長的彎路也是最近的歸途
——《跛足之年》後記
“在這個早晨，馬領生了凍瘡，長出了粉刺，體內滋生出一股生肉的氣息，而這些玩意兒早就不應該屬於他這個年齡了，隻有血液黏稠的少年才可以毫不慚愧地擁有它們。”
這樣的狀態，似乎是我修改這部小說時的鏡像，因此，這部小說神秘地與它的作者的現實對應了。以前的寫作，我似乎總能夠置身於小說之外，即使有瞬間的恍惚與混淆，整個人的情緒也不至於完全被小說裹挾而去。但是這一次，我卻在年近不惑的時候，生了凍瘡，長了粉刺，體內滋生出生肉的氣息……
這部小說動筆在九年前，就是說，如今已經是它孕育的十年之後了。在這裏我強調了時間，因為當我用“那一年……”開始講述時，“時間”便成了這部小說最不可或缺的一個詞。十年來，它始終在成長，幾易其名，不時往另一番模樣去發展，其古怪，有時候連我都會大吃一驚。它完全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它所遵循的，隻是歲月，是歲月凶猛地改變著寫作者觀念、好惡，乃至世界觀的那種劇烈的程度。但它的劣根始終純正，那就是，它始終保持著一種潦草的憤怒與粗魯的憂傷。這不難理解，它孕育在我的十年之前，孕育在那個當時看來似乎意義非凡的“千年交替”之際，青春遲暮，時代叵測，情緒不免是潦草與粗魯、憤怒與憂傷的，生著凍瘡，長著粉刺，體內滋生著生肉的氣息……
然而此刻我的寫作已經日益倒向一個“中年作家”那樣的四平八穩，千禧之年也早已被我們甩在了屁股後麵。就是說，世界依然，我們卻已不再如故。在最後一番修改這部小說的時刻，撲麵而來的那種耽於虛構、杜撰、臆造，並且不惜為之犯規的熱情，令我不免坐臥不安，乃至幾度喪失信心。在我那顆文學審美已經似乎日趨周全的大腦裏，它顯得那麼可疑——它是莊重的嗎？符合文學的教養嗎？它饒舌描述著的，無外乎隻是一張周而複始的、瘋癲的鬼臉。但我終於還是堅持著完成了它。因為福柯有言：瘋癲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文明的產物。因為“最長的彎路也是最近的歸途”①。還因為，我依然從中讀出了寫作之事的那些最根本的價值。
這部小說，與我的兒子同歲（如果算上他在母腹中萌動的日子，在那裏，他曾經一度頗像蔬菜，還頗像魚②）。完成了它，那些凍瘡、粉刺、生肉的氣息，便揚長而去了。這多麼令人傷感。對此我們毫無辦法，倘若我們能夠選擇，我敢說，還在那個幽暗卻又不乏溫暖與安全的子宮裏時，我們便會決定永遠做一棵蔬菜或者一條魚，而不是變成一個嬰兒，鑽出來，漸漸成為這麼一副樣子：在某個以整數紀年的年份降臨時都滿懷動蕩的祈盼，或者徒勞的悲觀，或者徒勞的樂觀，直到明白歲月本身幾乎是毫無差別的，變來變去的，隻有我們這些被造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