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雜文散論
經曆了50年代中後期中國當代曆史上的多事之秋，經曆了60年代我國經濟暫時的困難時期，鄧拓作為一個政論家、雜文家，他把思考的目光投注到人們熱切關心的社會現實問題的解剖中。於是，六十年代初，他捧出了《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同吳晗、廖沫沙合作）兩本閃爍著思想光彩的雜文隨筆，表達了一個真誠的作家對社會人生的執著思索，對革命事業的赤誠心懷。
人們不會忘記，自50年代中期以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中國當代政治生活中，出現了一些反曆史主義的傾向，嚴重地影響了社會革命的進程。政治運動畸形發生後遺留下的難題，卻留給人們無限思考。當黨和人民逐漸從熱情澎湃的大躍進運動冷靜下來後，麵對一個嚴峻的曆史時期，一個善於思考的作者是努力尋求思想答案的。1961年2月，鄧拓以馬南郵的筆名開始了《燕山夜話》的寫作。一年以後，他又同吳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線》雜誌上寫作《三家村劄記》。這兩部博雅深沉、議論風生的文字，表達了作家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美好感情，對不良的思想作風的深惡痛絕。
鄧拓曾戲稱《夜話》是被人“拉上馬”的。當時的編輯顧行同誌也回憶說，是在編者再三催促下，作者才交稿開筆的。但是，聯係曆史的情況分析，它的出現並非偶然，除了前麵提到的社會曆史的原因外，作家在數十年筆耕生涯中，每每在社會情勢嚴峻時刻，總不乏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1957年，他寫的《廢棄“庸人政治”》犀利地剖析了那些“好大喜功”、碌碌無為的“空頭政治家”的“庸人”作風；1959年，他在《談將才》一文中，對領導者的作風從古代選賢任能的標準：“智、信、仁、勇”幾方麵說開去，闡述了一個幹才的思想鍛煉的重要。當一個漸趨活躍的政治局麵形成時，急劇變化的現實反映到一個曆史知識豐富、對社會問題有認真思索的政論家心中，他運用最能表達自己思想的武器——雜文，投入到對社會問題的分析中。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夜話》和《劄記》是作者特定曆史時期思想探索的結晶，是時代的產物。
《夜話》和《劄記》共171篇文章，相當數量是作者對政治生活中不正常的狀態有感而發的，也有的是剖析社會生活中一些重要的思想問題。所以，站在時代探索者前列，直麵現實，激濁揚清，針砭不良思想傾向，是鄧拓雜文一個極其嚴肅的題旨和鮮明的思想特色。
1961年3月，《夜話》的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發表。文章針對當時有些人麵對物質生活的困難，精神空虛，輕易拋擲時光，鼓勵人們象古人一樣，利用夜晚“生命的三分之一”時間，“多勞動、多工作、多學習，不肯虛度年華，不讓時間白白地浪費掉”。鄧拓指出：“一個人對待生命的態度是否嚴肅認真、看他對待勞動、工作等等的態度如何，也就不難對這個人的存在意義做出適當的估計了。”從生命的價值，這一崇高的人生命題上看待人們的工作和勞動，一開篇就給人們展示出嚴峻的人生命題。
作者的思索深深地根植於現實，尋找“生活中的題目”。很長一個時期，“政治流行病”——說大話、說假話、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等不良思想作風很有市場，嚴重地危害了黨的工作。對此，鄧拓先後在多篇雜文中、給予了明確有力的批評。在《偉大的空話》中，作者借用小孩子編寫“陳詞濫調”、內容空洞的“偉大的空話”，諷諭那些不講實際內容和效果，欺騙和嚇唬人們的套話、空話、廢話。那些不顧場合、搬弄一些空虛的字眼和詞彙，“說了半天還是不知所雲，越解釋越糊塗，或者等於沒解釋。這就是偉大的空話的特點，”他奉勸那些愛說空話的朋友，“還是多讀，多想，少說一些，遇到要說話的時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費你自己和別人的時間和精力吧。”這種坦率明快的語言，透示出作者抨擊浮誇和虛榮，提倡務實的精神。作者在著名的雜文《一個雞蛋的家當》中，對一個時期以來，那種妄圖憑借空想和說假話而自欺欺人的思想作風，進行了無情的鞭笞，認為：“曆來隻有真正老實的勞動者，才懂得勞動產生財富的道理，才能夠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發財思想，而踏踏實實地用自己的辛勤勞動，為社會也為自己創造財富和積累財富。”
尤為難得的是，作者在抨擊當時流行的錯誤思想傾向時，對社會組織管理中暴露出來的弊端，投以深深的一擊。在《愛護勞動力的學說》一文中，作者從勞動力本身是最大的社會財富這一顯見的論題討論開去，引用古代統治者也能懂得“使用民力”的“限度”的故事，嚴正地指出：“有許多事情必須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勝任，決不可過於勉強，我們應該從古人的經驗中得到新的啟發，更加注意在各個方麵愛護勞動力，從而愛護每個人的勞動，愛護每一勞動的成果。”在《陳耿和王絳的案件》中，作者把“宋代封建政府用人行政的許多弊病”，處理案件的“擴大化和複雜性”問題，揭示出來，用曆史的掌故，“打開人的思路”。這不能不是作者對我國多年來在執行幹部政策上的偏頗的警覺。作為一篇千字文的雜感，不可能去論述和分析黨的政策路線和組織路線的得失。但作者從有趣的曆史掌故中尋繹出給人以思考的論旨，把對不正常狀況的憂慮和思索獻給讀者，是十分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