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的新聞道路
鄧拓在《歡迎“雜家”》一文中，鼓勵人們努力成為既有專門學問、又有廣博知識的“雜家”。實際上，鄧拓自己正是這樣一位才高識廣的“雜家”。他自青年時代投身革命以來，由於積極鑽研馬克思主義和努力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因而在哲學、史學、文學、新聞諸多方麵都有較深造詣，成為我國思想文化戰線上一位卓越的無產階級戰士。“廣博知識”和多方麵的才能，使他在從事自己“專門學問”——新聞宣傳工作中，有著突出成就和貢獻。
鄧拓正式走上黨的新聞崗位是三十年代後期。1938年4月，黨組織派他擔任晉察冀根據地的新聞機構抗敵報社（1940年11月《抗敵報》改為《晉察冀日報》）的社長，以後他還擔任過晉察冀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兼黨報委員會書記。從1949年秋到1958年，鄧拓受黨中央的委托，任人民日報社總編輯。可以說，在鄧拓“筆走龍蛇二十年”的新聞生涯中，即無論是在黨報草創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新聞崗位上，都忠心耿耿，辛勤探索、實踐，為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發展壯大，付出了心血和創造性的勞動。他的成就和建樹表明他是一代新聞工作者的楷模。
一
鄧拓一生從事新聞工作的實踐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前一時期即在晉察冀十年新聞活動中，他積極帶領報社全體人員，在克服戰爭條件下難以想象的困難和轉輾周旋於敵人清剿襲擾的夾縫之中，堅持出報，壯大新聞隊伍，在無產階級新聞史上書寫了血與火的一頁。
《晉察冀日報》（以下簡稱《晉報》）創刊之始僅是一張油印的三日刊小報，後來發展到每日刊，並建立起一支在“編通，排字、參考、印刷、發行、造紙”等方麵都有較完整的生產程序的隊伍，“學會了打遊擊、怎樣在敵後建立工廠，堅持出版工作，建設機關，學會了建立交通站，還學會了管家”。這些當然是報社全體同誌努力的結果，但是作為主要負責人的鄧拓，是傾注了心血的。聶榮臻同誌對鄧拓這一時期的工作給以高度評價，指出；“他帶領報社，越風雪山林，渡深穀寒水，一麵與敵人周旋，一麵堅持出報……盡管敵人采取‘鐵壁合圍’，反複清剿，在整個戰爭時期，《晉察冀日報》從未停刊過。這和他的勤奮也是分不開的”。眾所周知，晉察冀是敵寇對華北進攻的腹地。據記載，自1938年起，日寇對這一帶進行的曆時兩月之久、投入兵力達四萬之眾的大掃蕩就有四次。敵寇在進行慘絕人寰的燒、殺、搶、掠的同時，大搞反動的欺騙宣傳。因此，擺在《晉報》麵前的主要任務是；宣傳群眾、武裝群眾，“給邊區人民以最嚴重時刻政治上的支持領導”，成為他們堅持鬥爭的精神支柱。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報社同誌“一手握筆，一手拿槍”，“文旗隨戰鼓”，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任務。
鄧拓在晉察冀十年新聞活動中，除了擔負報社的組織、領導工作外，還寫了大量的社論、時評和專論，為把《晉報》辦成黨在邊區思想文化戰線上“鐵的正規軍”，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鄧拓寫作政論文章不自晉察冀始。早在30年代初，他就以《形式邏輯還是唯物辯證法》一文參加了當時批判張東蓀等人唯心主義的哲學論戰，顯示出一個年輕的理論戰士的思想鋒芒。後來，他又在開封參加了關於中國封建社會經濟曆史問題的討論，這些活動，豐富了他的知識，磨礪了他的思想，同時為他在政論寫作方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所以，他在在擔起了黨的新聞工作領導重任之後，就能適應當時革命鬥爭形勢的要求，繼承中國報紙的政論傳統，發揮和加強黨報的戰鬥作用。
鄧拓曾經說過：“社論是表明報紙的政治麵目的旗幟”。在他主持工作的近十年中，《晉報》發表了大量的社論（包括專論，來論等），其中不少篇是出自鄧拓的手筆。“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在緊張的戎馬生活中，他寫了大量的政論文章。這些文章論題廣泛，舉凡邊區革命鬥爭中的各項方針大計、思想理論問題，諸如時事政治、思想教育、文化工作、邊區建設等等都有所論及。《晉報》創刊不久，邊區中央分局曾明確指出：《晉報》“是黨的思想、政治鬥爭的武器”，“黨性要加強”。
從這一指導思想出發，鄧拓在社論中密切配合時事和黨的工作，或從戰爭形勢和時局的變化，進行有針對性的論述，或從黨的某一具體工作方針、政策，進行解釋性的宣傳。高度的政策水平和實際工作的經驗，使他撰寫的社論既有高屋建瓴的氣勢，又有循循善誘、平易近人的風格。
鄧拓寫作的一些著名社論（包括政論文章），在邊區思想文化戰線的建設，以至在中國革命史上，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裏對他寫的幾篇思想理論方麵的文章試作分析。1938年，抗戰開始不久，反投降、反分裂、提高民族自尊心，是我黨麵臨的嚴峻任務。鄧拓在邊區黨組織的領導下，寫了《論民族的自尊心和抗戰勝利的自信心》、《論民族氣節》的重要社論，從中華民族輝煌千古的文明曆史和仁人誌士的高尚節操，論述了“我們的民族，是艱苦卓絕、臨危不懼，不屈不撓、酷愛和平、維護正義、追求真理、而富有偉大的犧牲的精神”。並嚴正指出，在民族抗戰的緊急關頭，必須充分發揚我們中華民族堅韌不拔的偉大鬥爭精神，和提高民族的自尊心。隻有這樣，才能堅信抗戰最後必將獲得勝利。鄧拓在這一時期還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1942年，他在慶祝建黨21周年的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一文中，深刻而係統地闡述了作為“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的曆史地位和科學內容。這是我國較早的一篇係統論述毛澤東思想的文章。文章指出，毛澤東思想不但是中國革命而且是東方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進行鬥爭的科學武器”。1944年5月，他在報社主持編輯出版了我國第一部《毛澤東選集》（五卷本），並在“編者前言，”中指出：“要保證中國革命勝利，全黨同誌必須徹底的團結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同誌以及一切團結在毛澤東同誌周圍的同誌”，同黨外敵對思想和黨內機會主義作鬥爭的結晶。以上這些論述，在中國革命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宣傳毛澤東思想作出了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