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在緊張的辦報活動中，還不斷總結新聞工作經驗，對解放區的新聞理論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簡述如下：
一是闡述了黨報對於黨的工作的重要性。1938年，鄧拓在《戰線》上發表了《論黨報和黨的工作》的文章。文章在介紹我黨從大革命失敗後長期在秘密環境中辦報，最後發展到各解放區都有公開發行的“全國的黨報”這一過程時指出，必須在我們的工作中，糾正那種不重視公開發行黨報、不重視黨報作用的觀念。他說，在新形勢下，“黨報是很大規模地培養強有力的政治組織的工具”。我們“絕不應該把黨報工作看成為一種簡單的紙上事業”，要把黨報的一切工作，“當做黨的生活和黨的工作中的重要環節之一”，成為推動黨的工作和群眾工作的一個“引線”。
二是從戰時新聞工作的特點出發，提出了報社建設的“正規化”方針。1941年5月，報社在鄧拓的領導下，進行了一次群眾性的“紅五月突擊”活動，意在整頓工作，提高報紙的質量，並且提出了實現“正規化”的奮鬥目標。鄧拓認為：“正規化的標準”是無論在比較安定的情況下或形勢急劇變化時，都能頑強地堅持一定的製度，保持一定的秩序，把生產技術與工作效率盡可能地提到最高度。他還指出，正規化的“基本條件”是要有堅強的黨性，較高的政治質量，緊張嚴肅的生活態度和工作作風。
三是提出了新聞報道必須貫徹群眾化的思想。所謂“群眾化”，就是在通訊報道中，運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反映群眾鬥爭生活的內容，同時要發動廣大群眾寫作。鄧拓對此說得非常明確：“當我們的新聞通訊有著最真實生動的群眾內容，又具有最好的群眾形式，又能夠實現群眾寫作的時候，這就是我們通訊工作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的勝利”。
四是提出了新聞寫作“新的報道方法”。1944年初，《晉報》為貫徹全黨辦報的方針，對報紙工作進行了總結。4月，鄧拓在邊區通訊工作會議上，提出了“新的報道方法”——即典型報道、重點報道、發展的報道、批判的報道。他認為，“典型是有代表性”、“指導性”，通過它去反映“戰爭中許多可歌可泣的偉大場麵和光輝思想”，“以指導和教育人民”。重點報道是對重要的事件、重要的問題集中力量進行報道，在報紙上不但要有新聞，有通訊，而且要有論文，要有各式各樣足以反映某個事件或問題的各個方麵的文字。《晉報》關於爆破大王李勇、子弟兵母親戎冠秀等人物報道和抗戰初期擊斃日寇中將阿部規秀的事件宣傳，就是“重點報道”和“典型報道”的例證。
此外，鄧拓在辦報實踐中，不斷摸索、改進編排工作。《晉報》在他的具體領導下，創辦了不少有特色的專欄，並多次進行了改革。其中的“老百姓”和“子弟兵”兩個專欄曆時很久，辦得通俗易懂、生動活潑，很受讀者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