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這一時期寫作的通訊、散文、詩歌等也同樣透視著作者對社會、人生的思考，表明他已把思想的聚光鏡轉向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1956年正值我國生產資料私有製改造處於高潮之時，鄧拓在這個具有曆史意義的社會變革麵前，發表了《訪葡萄常》的通訊，從北京市一個手工藝家庭作坊裏，看到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巨大威力，同時也指出了改造千百年來小生產者習慣勢力的艱巨性。作者從現實生活中，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一斑”，去反映“三大改造”偉大變動的全貌，顯示出他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革命熱情。他的一些詩作，也寫得感情澎湃而凝重，是現出在新的生活麵前放歌暢吟的宣傳家的熱情。同樣，他對生活中出現的不正常現象，進行認真思索。他將豐富的曆史知識熔鑄於詩篇中，發為心聲，引入深思。在《過東林書院》一詩中，他感慨地寫出“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在《留別人民日報社諸同誌》的詩中，更是以“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友賢”的句子，醒人耳目，滲透著深刻的哲理。
建國以後，黨的新聞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鄧拓在新聞理論的研究上也有了新的收獲。他寫的《怎樣改進報紙工作》、《關於報紙的社論》、《馬克思哲學和新聞工作》等論文以及在一些專業會議上的講話，都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分析和論述了一些重大的理論政策問題。如對報紙的性質和任務、黨報和黨委的關係、報紙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報紙的經濟宣傳等問題，他都作過精辟分析和研究。他在分析黨報的黨性、階級性、群眾性時，一方麵強調說，在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消滅的社會裏，新聞不可能沒有黨性，不可能不代表一定的階級利益；另一方麵又指出，由於人們對黨性和階級性的理解有時是比較狹隘的和片麵的，並且在實際上沒有把黨性和群眾性真正統一起來，因而“紙上有許多枯燥無味的指示和總結性的論文，有許多明日黃花的綜合報道，有許多裝腔作勢的罵人文章和衛道文章等等，都是教條主義思想的表現形式”。
對報紙社論寫作的理論探討，是鄧拓這一時期新聞研究的重要內容。他的《關於報紙的社論》一文，在黨的新聞史上，是值得重視的。他在文中通過對人民日報社論寫作的實例的分析，肯定了社論在報紙中的地位，認為“報紙有了社論才具有完全的價值”。他還就“報紙需要什麼樣的社論”、“關於社論的選題計劃”、“怎樣進行社論寫作”等問題作了研究。其中有的意見盡管還可以討論，但他敢於實事求是地考慮和提出問題，足見他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比如，就如何提高社論質量問題，他說；“沒有理由把提高思想水平看成是引證經典著作和黨的決議……我們的任務並不就是引證，而是分析和解決當前的實際問題”，“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和黨的各項政策原則作具體生動的闡明……不是公式化和概念化地說明問題，而是創造性地發揮被公認的原理原則”。這實際上是一個長於社論寫作的大手筆幾十年豐富經驗的總結。
另外，鄧拓還就報紙工作的某些具體問題提出過一些口號，如提出編輯工作要“決勝於社門之外”；鼓勵新聞工作者成為“多麵手”、“雜家”、“不做新聞官”等。這些口號雖然還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但對新聞工作者的思想修養和業務訓練都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鄧拓20年的新聞工作生涯，是他一生思想發展的重要時期。30年代初，當他投身於左翼文化運動，參加對反動哲學和史學的批判時，他的思想就顯現出不斷探求真理的特色。而奔赴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後，經過革命熔爐的錘煉，他成長為一名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在建國後的十年內，他在黨的領導下，主持人民日報社的工作，並擔任全國新聞工作的要職，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鄧拓同誌雖然在十年動亂的初期被迫害致死，但他作為一個傑出的新聞戰士，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值得我們很好地研究；他所走過的道路，同樣給我們新聞工作者以深刻的啟示。
一九八三年《學習與思考》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