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宋哲元和別人怎麼認為，這樣一個事實是誰也無法否認的：29軍眼下和以後能大義凜然地站在平津前線抗擊日軍，這與中國共產黨所做的大量工作及全國民眾的支援分不開。
29軍不是孤軍作戰。
但是，民眾支持、團結宋哲元抗日卻走過一段曲折的路。
毫無疑問，青年學生是抗日救亡運動中最活躍也最有朝氣的一支力量，可他們的偏激情緒也是顯而易見的。當時，學生與29軍及平津軍警、保安隊處於對立的狀態，他們打出的口號是：“反對宋哲元，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就在這時候，中國共產黨派劉少奇同誌來到天津，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書記，負責領導北方黨的工作。他一到天津就遇到了“抬棺遊行事件”——
一名叫郭清的愛國學生被冀察當局逮捕，慘死於獄中。國民黨的暴行激起學生們極大的憤慨，他們抬著郭清的屍體舉行了遊行示威，喊出了“打倒漢奸走狗宋哲元”、“宋哲元是罪大惡極的賣國賊”等口號。遊行隊伍遭到軍警鎮壓，50餘人被捕，多人受傷。
劉少奇立即給北平的同誌寫了一封信——《記北平學生紀念郭清烈士的行動》，對幾天前發生的“抬棺遊行”進行了中肯的批評。他苦口婆心地告訴大家：在華北，不團結宋哲元，不聯合29軍，抗日救亡就很可能是一句空話。來雖然育對日軍妥協的一麵，但我們要看到他率領的29軍是一支有愛國光榮傳統的馮玉祥將軍的部隊，他決不肯做漢奸。如果我們放過這支抗日力量，那就等於給日寇幫了忙。
少奇還對在他身邊工作的同誌說：董振堂、趙博生能夠參加寧都起義，我們也就可以做宋哲無的工作使他打日本。
這期間，少奇同誌在天津親自布置了以反對日本增兵華北、抵製日貨、製止走私和清查海河浮屍案為主要內容的“五·二八”和“六·一三”遊行示威，這兩次遊行對消除學生和宋哲元的對立情緒起了很好作用。遊行的起因是：當時日寇加緊了華北武器走私，並給華北增兵一萬多人，進占北寧鐵路線；與此同時，他們還在天津肆無忌憚地修築工事和兵營，完工後將被迫參加賣苦力的中國民工集體屠殺，然後將屍體拋入海河。
兩次遊行中，民眾首次提出了這樣的口號：“擁護29軍抗日”，“發揚29軍抗日傳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等。果然，沿路軍警沒有對遊行隊伍實行鎮壓，隻是跟著隊伍兩旁走。
日本人強烈抗議共產黨組織的兩次遊行，宋哲元則公開發表談話，稱學生運動並沒有越軌。這表明黨的統一戰線是有成效的。
1936年歲末，29軍針對日軍的大演習，也在固安舉行了三次對抗大演習，宋哲元親臨現場指揮，中共領導的學委組織清華大學的同學到演習地去參觀慰問，獻旗致詞，鼓舞演習將士；北師大的學生自治會特地組織學生到29軍的南苑駐地，開展抗日救國宣傳；直到七七事變的前兩天，北平學生還在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下到宛平城慰問29軍指戰員中國共產黨還在29軍內部開展地下工作，秘密進行抗日宣傳和組織工作，使抗日統一戰線深入到29軍的要害部門。中國共產黨是一雙堅強有力的手，推動者29軍在盧溝橋畔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挑釁。眼下，日軍把豐台鎮得到手以後，便緊鑼密鼓地獵取下一個目標：強占盧溝橋。日軍幾乎連氣兒都沒有歇喘，就邁出了占領盧溝橋的第一步：他們提出要在豐台、盧溝橋之間建造營房。——又來了，故技重演。誰都能看透，日寇要向盧溝橋旁邊的宛平縣滲透。宛平是豐台西南大門上的一顆鉚釘。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結果：這個明目張膽侵犯中國主權的要求沒有得到同意。不同意絕不等於能使日寇收斂自己的狼子野心。他們變著法兒向宛平擴展兵力。日軍的一幫兵到宛平縣城周圍觀察地形，來去大搖大擺，神氣活顯，好像在他們自家門前一樣逍遙。中國的士兵質問他們：“你們要幹什麼？”日本兵回答：“搞軍事演習。”在他們看來，當兵的搞軍事演習是天經地義的事，誰也管不著。確實，剛開始對鬼子兵的這種行動無人管，他們每個月或半個隻搞一次演習，使用的都是教練彈，而且時間都安排在白天。中國方麵不過問，似乎也說得過去。
但是，很快日軍就得寸進尺了，青麵獠牙地露出了凶相，他們的演習頻繁起來，每三日至五日就舉行一次，教練彈也換成了實彈，且是夜間行動。
29軍出麵幹涉了，要求日軍停止這種威脅性的演習。日方不僅不接受中國的要求，反而變本加厲地提出：隊伍要穿過宛平縣城和盧溝橋，到永定河西岸去進行野外演習。野外？自從搞軍事演習以來，他們哪一次也不是在屋內進行的呀！對於這種無理要求，29軍堅決給以拒絕。日軍我行我素，根本不把29軍的拒絕放在服裏。他們偏偏就在中國駐軍的眼皮底下整好隊伍，準備開到永定河對岸去。中國士兵堅守崗位，寸土不讓，就是不許日軍過去。日軍領隊的軍官撕破嗓門似的下達了口令：衝，衝過去！中國士兵打開刺刀，威風凜凜地站在大路中央。“你們不要忘了這是中國的地盤，我們是守衛國土的中國士兵。”“支那兵小小的，你們太不知趣了，我們進城、過河是要執行重要任務的。”日軍的隊伍硬往前衝。中國的哨兵持槍怒視，山樣地站著不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