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要提到一個人，必須提到他：斯諾。在中國，許多人都熟悉這個外國人的名字。在國外，不少人都知道他在中國的一段傳奇經曆。因為他寫過一本書《西行漫記》。國人通過這本書認識了斯諾；世界通過斯諾認識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毛澤東、周恩來但是，許多人並不一定知道這樣的事：就在盧溝橋事變的前幾天，斯諾在北平寫完了《西行漫記》的最後一章；在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即7月8日清晨，他就出現在宛平前線進行戰地采訪。7月7日一夜，斯諾都沒有人睡。
從北平西南方向響起的隆隆的炮聲，不時地傳到燕京大學南門外他的住所裏。斯諾向街坊鄰裏打聽出了什麼事，人們告訴他，日本人向城西盧溝橋發起攻擊，還要攻占北平。他的心一緊，心兒便飛到了打炮的地方。8日天剛朦朦亮，斯諾就驅車趕到宛平前線去觀察，采訪。對於斯諾這樣神奇的作風，絕不能僅僅用“記者的新聞敏感”去解釋。
也許讀者還記著，8日淩晨，日軍駐北平副武官今井武夫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向新聞界公布了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經過。與會的大多數是日本記者，斯諾以美國駐華記者的身分電參加了會。今井武夫講完話以後，斯諾的腦子裏挽了許多疑問的疙瘩，他便質問今井：”你們為什麼要在中國的土地上演習？你們是否真的有士兵失蹤？”“為什麼借口士兵夫蹤動用武力？為什麼侵略者不撤兵回營，反而叫中國守軍撤出宛平？”今井武夫哪裏敢正麵回答斯諾這單刀直入，切中要害的質問，隻能用“無可奉告”這種外交辭令去敷衍。
這種“例行公事”式的新聞發布會，怎能搪塞像盧溝橋事變這樣引起世界公眾注目的大事？斯諾知道作為一個真實反映中國情況的記者的責任，他於會後繼續到前線去調查、采訪，憑借自己的眼、耳、嘴，更重要的是心去發現，去感受。他親眼看到日本兵占領了盧溝橋車站，他親耳聽到了日軍向中國守軍猛烈開火的槍聲。這就是中國八年抗戰的開端，斯諾完全以一個親身經曆人的身分取得了發言權。
無疑，日本侵略者的蠻橫，中國軍民在日寇麵前表現的英勇、善戰，衝擊著這位外國記者的心，使他的思想感情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變化。他在中國的抗日戰爭中由開始的“中立者”、“旁觀者”，變為後來的：“現在，中國的事業也就是我的事業了。我並把這份感情，同反對世界上的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決心聯係在一起了。”
就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不久，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的住所很快成某種地下工作總部了。”是的，那時斯諾的家經常成為中國抗日人士和愛國青年的避難所；有些進步的知名知識分子為了躲避日寇的搜捕、迫害，就住在斯諾的家裏；他幫助一些人化裝成乞丐、苦力或小販逃出北平，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到山西參加了抗日遊擊隊；他還同意東北流亡到北平的抗日愛國者在他的家裏秘密設置了一部短波無線電台；他的家中專門騰出一間房子存放著中國人的財物，從私人汽車到遊擊隊從日本人手裏奪回的黃金、寶石、鑽石、翡翠、玉器等寶物。善良的斯諾幾乎每天都要為眾多避難者的吃飯問題而操勞，奔忙。這就是一個目睹了盧溝橋前線日寇暴行、並當麵質問這些侵略者為什麼不從中國土地上撤走的外國記者的當時的所做所為。他，記下了清水節郎像瘋了似的衝向回龍廟的凶相。記下了申仲明排氏倒在日寇槍聲裏時那一瞬間的怒喊。記下了何基灃指揮大刀隊奪回鐵路橋的雄壯場麵歲月會風化著文。
曆史會斑駁記憶。斯諾，還有那本《西行漫記》，永遠沉默不語地站在曆史的堤壩上。
這日下午，牟田口聯隊長親臨盧溝橋前線指揮作戰。這時，從事皇島趕回北平的河邊正三旅團長也來到豐台督戰。斯諾仍在宛平前線，他會捕捉到這些嗎？牟田口在他的陣地走了一圈，觀察到了一些問題。他感到把第三大隊分割成在永定河東、西兩岸，兵少力單，頗為危險。他便重新部署兵力，做了如下調整：第三大隊在傍晚前全部轉移到回龍廟以東的大瓦窯地區。與此同時，調第一大隊向盧溝橋前線集中阿邊坐鎮豐台，他是總指揮。牟田口和河邊在合謀走一步棋：9日拂曉前攻擊宛平城。
回尤廟和鐵路橋被中國軍隊奪回的消息傳到了大棗園河邊的臨時指揮所。他稍稍一震，之後，仍然很鎮靜的樣子。9日拂曉前的行動計劃不變。河邊這樣悅。他嘴裏分明咬著猙獰二字。遠方田埂上一頭豬的影子和他溶為一體。
北平。秦德純的私邪。今井武夫正和秦德純會商。不是談判，談判不會在家裏進行，也沒有這種輕鬆的氣氛。趙登禹師長和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張榮允也在座。會商取得了一個原則上的意見：不擴大事態。但是，沒有具體解決的辦法。夜。一隻不知什麼動物掉進水田裏，濺起蛙聲一片。之後，就是靜，長時間的、子彈也射不透的寂靜。大瓦窯地區更是像死僵了一樣的寂靜。河邊正三，還有牟田口，以及所有的日軍都在等待9日的拂曉——那時，他們早已部署好的援軍便會趕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