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以這種虔誠接受了落在肩頭的重擔。回到南京政府在自己那已經變得有些冷涼的椅子上坐下後，何應欽首先進行的工作不是去了解掌握情況，而是逢人就急於表白自己的誠心、決心，他說，“隻要總裁這棵大樹不倒，中國的天就不會塌下來。我們大家都是小草，借了他的光才得以在大樹下茁壯成長，所以，我們有責任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協助大樹，使它支撐得更牢靠，更持久。”
這是矛盾百出的、邏輯十分混亂的一番話，既相信大樹足以有支撐天下的能耐，又要大家協助宮使其支撐得持久些。其中的虛偽和矯飾，思想他在前不久的西安事變中那種幸災樂禍的表現，也許就不足為怪了。
人往往在公開宣稱自己不懼怕什麼的時候，其實他最害怕什麼。“心怯嘴硬”，這四個字總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一點是不須懷疑的：何應欽竭盡全力在完成蔣介石賦予自己的關於主持抗日工作的任務。
11日晚9時，何應欽在自己的官邸召開了關於盧溝橋事件的第一次會議。會議討論決定了以下幾件事：
戰車防禦炮和高射炮部隊的編成與使用問題；
彈藥、糧秣的準備與儲存問題；
在太原設立航空模擬的決定；
部分部隊調動事宜；
等等。
作為第一次亮相的全盤主持抗日工作的領導，何應欽自然不可能不講話，不過，不是“就職演說”，僅僅是再一次虛張聲勢地表白他對蔣介石的赤誠。他說：
“總裁相信我們，才把這副重擔放在我們肩上。我們要齊心協力做好每一件應該做的工作，讓他在廬山安心休養。當然嘍，他是不可能休養的，據我所知，他在山上每天親手處理的事情絕不比在南京時少。今天這算是第一次開會，有些更具體，也是更複雜的問題，我們留在下次會議再商討。本人能耐不大，還望大家多獻策，多指教，我在工作中少走些彎路，少出些閃失，抗日工作就會更上一層樓。拜托各位了。”
抗日工作“上樓”？咋個“上”法，什麼叫“上樓”，他沒說。想來他也難說清楚。
當晚，何應欽把開會情況向廬山作了彙報。蔣介石有什麼指示無法得知，但是，次日召開的關於盧溝橋事件的第二次會議是按蔣介石的意見開的這是毫無疑義的。此次會議決定的幾件事更緊迫因而也就更重要了：
派參謀次長熊斌北上，任務是宣傳蔣介石“不挑戰，必抗戰”的主張；
如果宋哲元因環境所迫要求忍耐以求和平時，隻可在不喪失領土主權原則之下與日方談判，以求緩兵，但仍需作全盤之準備。盧溝橋、宛平城不可放棄；
如果29軍需要子彈、武器和其它援助時，中央可以源源補充。
這樣，宋哲元就成為南京政府所關注的焦點人物了。他們寄希望於他，又總是擔心他會使他們失望。蔣介石最擔憂的是宋哲元能否準確地、恰如其分地理解他的思想。
宋哲元呢？既然敢和蔣介石耍腔調，就更不會把姓何的當回事了。他仍然沒有將腳板穩穩實實地踏在自己瞅準的一條路上，還在搖搖晃晃地走著鋼絲，對日軍不親不和，對蔣介石不推不靠。最使國人揪心、憂慮的是，說不準某時某刻他收起已經打開了的刺刀，將那些垂涎三尺的狼狗放進來。
他會這樣嗎？還沒人敢下結論，宋哲元就能有意於出這種傷天害理的大逆不道之事。就怕他不明不白、糊裏糊塗引狼入室。這倒是很有可能的。從樂陵回到天津的第二天，宋哲元就交給了張自忠、鄧哲熙一個任務：“從今以後，香月也是這塊地盤上的一個頭麵人物了，你們去看看他。”
他並沒講明是哪塊地盤，也沒說清怎麼個看法。但張、鄧二位馬上就明白了。軍座是要他們去“摸底”，去蹚路。這任務太艱巨也來得太突然，他倆不敢、也不願意攬在肩。兩人誰都不吭聲，假裝沒聽懂、沒聽見。
屋子裏氣氛很不自然，寂靜中透著緊張。
完全可以理解此刻張、鄧兩人的心情。想想吧，香月比田代皖一郎是剛還是柔？是一隻狼還是一隻比狼更狠的狼？他們心中一概沒數呀！他們不伯吃閉門羹，他不見轉身回來就是。最怕的是碰得頭青麵腫，那樣就不僅僅是他倆的難堪了，連宋軍座臉上也無光了。
可是，宋哲元顯然缺少對張、鄧兩位設身處地的著想，他又很嚴肅地重述了一遍他的話：“你們安排個時間去看看香月。”張自忠再不能裝聾賣傻了，他試探著遞上一句話：“初見香月，軍座是否考慮一下，誰去合適，規格不能低。”宋哲元忙說：“你們先去探探，隨後我再去見他。”宋的一句話又把張自忠的後路給堵死了。雙方明明在遊戲或者說在猜謎。該去的不想去，不該去的自然想溜號，最後的結局是：張、鄧來到了香月的官邸。這是中國駐屯軍司令部的小洋樓，一圈槐樹的濃蔭將窗口遮掩得嚴嚴實實。香月坐在窗前的桌旁，似乎在沉思什麼疑難問題，他並沒有起身迎接客人，隻是冷冷地笑了笑，就算和張、鄧打了招呼。這時他的高級參謀和知鷹二走了進來，很傲慢地說：“二位有何高見，請盡管說來，司令官委托我全權處理。”張自忠欠身忙說道：“當前華北的局勢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宋軍長讓我們前來與司令官協商緩解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