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日軍用槍炮聲歡迎蔣介石的“廬山談話”。河邊正三在蔣介石談話的第二天就得到了談話的內容，他似乎連想也沒想就說：“好嘛，讓他知道一下自己招來的後果是什麼滋味。進攻！”他肯定是用牙齒咬出了“進攻”兩字，要不為什麼那麼生硬、惡狠。19日，日軍再次向盧溝橋前線的中國部隊發動炮火襲擊，那是給蔣介石看的。中國軍隊還擊。雙方的交鋒持續了近4個小時，都有慘重的傷亡。正午時分，槍聲、炮聲漸漸停息。毒陽噴射出毒辣辣的光波，烘烤著田野。本來並不幹渴的莊稼地經過這些天多次的戰爭掃蕩像燒焦了似的顯得疲憊，貧瘠。燃燒的村莊仍在冒著硝煙。莊稼苗衰了，野草在焦灰裏悄悄地繁衍著。田頭、地角、墳地時不時能看到有一二屍體。蟬也學會了沉默，泥團似地呆趴在樹杆上。失血的田野！沉重的土地！這時，一夥日軍兵從被炮彈削掉了一個角的堡裏跑出來，餓狼似的撲進了河灘裏的西瓜地這片西瓜地足足有3畝。日本兵渴極了，七手八腳地摘扯著西瓜在膝蓋上碰破，熟的，狼吞虎咽般吃著；生的，甩掉，繼續去摘滿地的日本兵，滿地的西瓜皮，滿地的磕碎了的還未熟透的破瓜吃飽了，喝足了，鬼子們開始喪盡天良地做壞事，他們用刺刀把地裏所剩的西瓜全部捅爛，將瓜蔓撕拽得滾了一地。然後，放一把火，燒著瓜地河灘上，一位老者挑著一擔水艱難地舉步移動。一個鬼子舉起槍瞄準老人，扣動了扳機，老人應聲倒下一隊中國士兵從河上遊追擊而來，對行凶做惡的日本兵進行射擊。瓜田裏倒下了一片鬼子的屍體。燃燒的瓜蔓冒著濕漉漉的烈煙。田野又歸於死寂正是在這種濃濃硝煙的掩護下，日軍按既定方針長驅直入地向華北推進——19日，奉命增援華北的日軍第20師團近萬人在師團長川岸元三郎的率領下，由朝鮮龍山開往天津，一部分已集結於唐山、山海關；20日，關東軍獨立第11旅團主力達到高麗營待命。至此，日軍第1批增援兵力全部進入華北。華北危在旦夕。永定河畔，農人們在田裏用鈍鐮刀割著熟透了的穀子，那一陣陣緩慢的聲音像歎息一樣沉重。
一陣暴風雨把農人們打散。華北駐屯軍司令部發表聲明：“從20日午夜以後，駐屯軍將采取自由行動。”“自由”行動？就是說，他們可以在任何時候采取任何手段侵略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為什麼侵略者在中國的土地上享受如此充分的“自由”？20日淩晨1時30分，日本外務省發表了措詞強硬的聲明：“目前事態惡化的原因，在於南京政府一麵阻礙協定，一麵不斷調中央軍北上。當此時機南京政府倘不翻然醒悟，解決時局將全然無望。”緊接著，日本參謀本部部長會議作出以下決定：“以外交談判終究不能解決事變，為使平津地區安定，現在必須決定使用武力。因此，應對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給予新的任務，並把在南滿洲待命的臨時航空兵團編入中國駐屯軍管轄下。同時，著手準備進行國內師團的動員，將以前應急動員的第20師團納入本動員，還要進行屬於這次動員的有關部隊的動員，並把這些部隊派往華北。”
天氣預報說，盧溝橋地區一連三天都有暴雨。雷聲已經從路的盡頭傳來。
人的靈魂一旦麻木，一切都成為多餘的宣言，多餘的姿態。
宋哲元感到很冤，一肚子的委屈、抱怨。他說：
“我錯了嗎？我成為罪人了嗎？打心裏說，我是想給國人爭來一個和平的沒有賊兵的天下，讓大人和娃娃都在聞不到硝煙的環境裏過日子。我們有什麼理由不這樣想，不這樣做？”
坐在他對麵聽他發泄的是秦德純、張自忠、張克俠等。他們隻是聽著，什麼也不說，臉上沒有十分的不耐煩，但可以看出內心已經是按捺不住的無奈了。有什麼意義呢？日軍已經把華北推進戰爭的深淵了，還在愚蠢地為自己辯解、表白。
宋哲元確實走得很遠了。也許他鍾愛和平，可和平之神卻遠他而去；也許他是為了民眾，可民眾卻譴責他的無情。
最可怕的是，他還在繼續遠去，還在不遺餘力地為民眾“著想”。瞧，就在他坐在太師椅上，給秦德純和二張發泄心頭怨氣的時候，沒有一點要收斂自己主張和行動的意思。他不顧日軍屢次挑起事端，而且繼續在挑起事端的事實，斷然決定還要采取一係列措施以示他的“和平誠意”。
這是1933年7月19日上午11時——記下這個日子是十分重要的。此刻，日軍正炮火連天地進攻中國盧溝橋前線的軍隊。
宋哲元仍然坐在太師椅上，說：“我想了好久，我們既然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項要求，就應該拿個姿態出來，免得讓人家又說我們一方麵在搞現地停戰協定，一方麵又在調兵遣將。當然嘍，該調動的部隊我們還是按原定計劃主辦，我是說從另一方麵講，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忘了我們有力爭和平解決事端的義務和責任。比如關於撤退的問題，關於部隊換防的問題，還有增援部隊是不是都要一窩蜂似地往前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