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描述“一·二八”事變前後上海附近的一個小市鎮林家百貨小商店由掙紮到倒閉的故事。抵製日貨的風潮波及小鎮後，林老板為了度過年關，用錢買通國民黨鎮黨部要員，以東洋貨冒充“國貨”，並不顧血本“大放盤”，還以“一元貨”向難民們推銷滯存的小百貨。這樣雖然換回了一些現鈔，但經不住錢莊的逼債，鎮黨部的拘押勒索，連唯一的女兒也要被卜局長逼去做小老婆。最後林老板走投無路，隻好偷偷地帶著女兒外逃。那些把自己僅有的積蓄存在他手中的貧民隻有發出絕望的呼叫。
作品反映了在帝國主義侵略、封建主義剝削和國民黨壓榨下，30年代初期舊中國小商業衰敗的情景，表現了人民抗日反蔣的情緒。主題深刻，內容豐富，人物典型，技巧圓熟。經夏衍改編，1959年由北京電影製片廠攝製成同名電影。
春蠶
現代短篇小說《春蠶》是茅盾的代表作品，是他《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中成就最突出的一部，寫於1932年9月。
1929年，日本帝國主義為了轉嫁經濟危機加緊了對我國進行經濟侵略，同時，中國的封建地主、高利貸者和商業資產階級也加緊了對農民的盤剝，從而造成了我國農村經濟的崩潰和農民破產。小說以江南農村為背景，通過老通寶一家蠶花豐收，但生活卻反而更加貧困的事實，展示了當時“豐收成災”的時代悲劇，從而指出了農民隻有推翻反動政權，消滅剝削，才能把自己從貧困中拯救出來的深刻主題。
小說的主人公老通寶，是舊中國老一輩農民的典型形象，他辛勤儉樸、迷信、保守。他的悲慘命運，使人同情，而他的迷信落後，又令人歎惋和深思。作者正是通過塑造老通寶這一典型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農村急劇破產，農民陷入貧困境地的社會根源，表明在舊中國農民不可能通過辛勤勞動擺脫貧困，而以阿多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則充滿了朝氣，敢作敢為。他們不迷信、不保守、見識多，他們不相信單純靠勞動就能解決農民的翻身大事，意識到現實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不正常，並對這一社會產生疑問，體現了年輕一代農民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思考，顯示了他們身上潛在的革命力量。
作品善於抓住人物不同的性格特點，通過一係列的矛盾衝突，刻畫出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形象，使人物性格更加鮮明豐滿。小說在情節上，起伏交替，生動曲折，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氛和濃鬱的江南鄉土氣息，是當時描寫“豐收成災”作品中的優秀作品。
殘冬
現代短篇小說《殘冬》是茅盾的代表作品，是他的《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中最後一部，寫於1933年。
作品通過對農民悲慘生活的描寫，揭露了地主、官僚的醜惡本質，控訴了他們剝削農民的罪行。另一方麵，有力地剝落了所謂“真命天子”的外殼；揭露迷信的真相和反動武裝的薄弱；暗示農民運動的方向——從宿命論思想解放出來，走向堅決的武裝反抗；認清促使改朝換代的“真命天子”不存在於虛無縹緲的幻想中，而存於農民大眾的身上，自己的力量，就是決定自己命運的所謂“真命天子”的化身。
在作品中，作者首先以農民居住的村莊的荒涼與地主家墳園的生氣勃勃進行了鮮明的對照，從而把農村階級關係的對立形象化地表現出來。作者通過荷花的話，深刻地揭露了反動派內部的腐朽、醜惡的本質，潛藏著人民對封建地主和反動官僚相結合的反動政府的仇恨與反抗。農民們雖然意識到了“活不了命，就要造反”，但由於被宿命論和迷信蒙蔽，看不清自己，隻寄希望於所謂“真命天子”，致使在行動上和認識上不夠徹底。作者對以阿多為首的年輕農民進行了正麵歌頌，通過這些人物的言行，有力地鞭撻了農民寄希望於“真命天子”的宿命論思想，使人們清楚地認識到迷信和謠言是無法拯救農民於水火之中的，隻有主動地走上鬥爭崗位，才能挽救自已的命運。
作者通過人物的行動和口語化的語言，反映了不同層次人物的心理狀態，多側麵地反映了農村的現實。在結構上，作者以對照地描寫開始又以對照地描寫來結束，首尾呼應，加強了作品的豐滿度。
多收了三五鬥
現代短篇小說《多收了三五鬥》是葉聖陶的代表作品，寫於1933年。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由於帝國主義加緊了經濟侵略，使中國農村經濟陷入破產的境地，原先曾相當富庶的江南農村及小市鎮，呈現出一片“豐收成災”的景象。《多收了三五鬥》就是以江南農村為背景，通過舊氈帽朋友們糧食豐收而生活卻更困苦的事實，巧妙而又深刻地反映了當時中國貧苦農民在帝國主義、反動政府、地主階級、投機商人的重重壓榨下瀕臨絕境的悲慘生活及農民們自發的反抗意識。
在作品中，作者反反複複描寫了舊氈帽朋友由希望到失望、痛苦掙紮的過程：開始聽到米價狂跌，他們十分“激憤”，到最後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隻能賤價賣米。可悲的是，前麵的幾個舊氈帽朋友還沒有走開，後麵的“三四頂舊氈帽從石級下升上來”，又走進了這個悲劇的舞台。作者揭露了這個罪惡的世界，揭示了農民的不幸遭遇不是個別的，也不是一時的，它是舊中國的普遍現象。這是中國農民的悲劇。同時，作者又以鋒利的筆觸把米商的形象揭露得深刻有力，從他的“冷笑”、“要挾”到“氣勢洶洶”、威脅利誘，細致地勾畫了他們窮凶極惡、狡詐陰險的嘴臉。從而暴露出他們唯利是圖、冷酷無情的罪惡本質，並通過他們逼迫舊氈帽朋友們以米換鈔票的事實。在更廣闊的背景下暴露了當時政局腐敗、物價飛漲、貨幣貶值的社會現實，尖銳地指出了農民身受官僚資本剝削的內在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