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
茹誌鵑，生於1925年，浙江杭州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高高的白楊樹》、《靜靜的產院》、《百合花》等。短篇小說《百合花》是茹誌鵑的代表作，發表於《延河》1958年3月號。
作品描寫的是1940年中秋節這天，發生在八路軍前沿陣地的故事。小說沒有曲折的故事情節，從頭至尾以“我”的所見所聞，著重刻畫了通訊員和新媳婦的形象，他們平凡的經曆就像生活本身一樣自然動人。通訊員是一個靦腆、天真、熱愛生活的青年，為了掩護擔架隊員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新媳婦是一個淳樸、羞澀、心地善良的農村婦女，把自己的新婚嫁妝——一件底色是棗紅的，上麵撒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鋪在通訊員的棺材裏。兩個人物由淡而濃，交替描寫，性格鮮明，血肉豐滿。
作品運用細節上的前後照應和第一人稱的寫法，使小說結構嚴謹。在跌宕起伏的感情變化中，形成柔婉舒緩的詩意節奏和親切感人的抒情調子，勾勒出一幅軍民親如骨肉的藝術畫麵。語言質樸，情感深沉，表現了戰火硝煙的時代裏普通人的優秀品格和高尚美德，寫出了現實生活中的人情味和人情美，清新雋秀、風格獨特。
黨費
王願堅，生於1929年，山東諸城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黨費》、《七根火柴》、《普通勞動者》等。短篇小說《黨費》是他的代表作品。
作品描寫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紅軍北上抗日，一個村莊的地下黨負責人黃新和黨失去了聯係。後來，遊擊隊政委魏傑派程同誌下山與她接上了關係，當程同誌準備返回山上時，黃新把她丈夫參加紅軍時留下來的兩塊銀元交給程同誌，算是這幾個月的黨費。程同誌認為上級沒有指示，又看看她帶著孩子還要堅持工作，所以沒有接受。在程同誌第二次與黃新接頭時，黃新想用她和幾個黨員醃的一筐鹹菜交“黨費”，由於壞人告密，白匪前來搜人。在這千鈞一發時刻，黃新設計使程同誌脫險，可她卻被白匪捕去壯烈犧牲了。那一筐鹹菜，成了她最後一次交的黨費。
作品語言樸素精練，結構嚴謹，通過黃新在生死關頭的行為，塑造了一個血肉豐滿，光彩奪目的女英雄形象，歌頌了共產黨員為黨、為人民事業忠心耿耿的高貴品質。故事生動，扣人心弦，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強烈的藝術力量，餘味無窮。
班主任
劉心武，生於1942年，四川成都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班主任》、《大眼貓》、《我愛每一片綠葉》，長篇小說《鍾鼓樓》等。
短篇小說《班主任》是劉心武的代表作品，最初發表於《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收入短篇小說集《班主任》中。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這是最早反映“四人幫”毒害青年學生的作品。
作品描寫光明中學初三·三班班主任張俊石想接收宋寶琦——曾被拘留過的小流氓來班上學習，引起老師的不解與學生的反對，團支書謝惠敏甚至視此為一場階級鬥爭。家訪時得知宋寶琦偷過當時的“禁書”賣錢，但宋寶琦因為無知，不識書名、不知內容，隻會給書裏插圖上的女子畫胡子取樂。宋寶琦和謝惠敏都認為這些書——如《牛虻》、《戰爭與和平》、《辛稼軒詞選》等是“大毒草”、“黃書”。謝惠敏認為，凡書店不出售、報刊不推薦的都是壞書。她還認為女生穿短袖襯衫和花裙子是“沾染資產階級思想”。張俊石痛心地感到宋寶琦的墮落和“好學生”謝惠敏的“進步”所受“四人幫”毒害之深。
作者在文尾借張俊石之口發出了“救救被‘四人幫’坑害的孩子”的呼聲。小說深刻而痛切地揭露了“四人幫”推行的愚民政策和文化專製對青年學生身心造成的危害與創傷。
《班主任》標誌著當代文學現實主義傳統在新時期的複歸與深入發展。作者善於在塑造人物的過程中融入對現實生活的評價。無論是對謝惠敏這一典型人物的刻畫，還是對極左思潮的嚴肅真誠的反思，都對當代小說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它被視為“傷痕文學”的代表作。先後被譯介到日本、德國、蘇聯、瑞士等國。
傷痕
盧新華，生於1954年，主要作品有小說《傷痕》、《紫禁女》等。短篇小說《傷痕》是他的代表作品，發表於《文彙報》1978年8月11日。
作品寫“文革”時女生王曉華的母親被定為叛徒，她非常痛恨母親，和母親斷絕了關係，不打招呼，一個人跑到東北去插隊。8年後，曉華突然接到母親的來信，說她的冤案已經昭雪，盼望女兒回來讓她看上一眼。當曉華趕回上海時，她媽媽已經於當天早晨在醫院去世了。
小說通過王曉華母女的悲慘命運，控訴了極端主義的政治鬥爭對於人情和倫理觀念的侵害和破壞，批判了反動的血統論，揭露了社會上的邪惡勢力和黑暗現實，讓人們看到美好的事物怎樣遭扼殺毀滅，從而激起人們對醜惡的無比憎恨，對美好事物的無限同情。
王曉華形象的悲劇意義在於：她受到毒害，又去刺傷母親，卻以為自己是對的。充分表現了“極左”政治不但嚴重破壞了生產，迫害了老幹部，也傷害了青年的心靈，造成難以彌補的傷痕。作者在作品中提煉出“傷痕”這一發人深省、動人心弦的題旨，為後來的傷痕文學開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