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引入西方文學史的寫法，文本之外的很多東西便獲得了擠入文學史的機會。這些東西往往可以造假，比如各種流派的命名，因為這類命名是擠入文學史的捷徑。本來按照中國傳統是沒有機會造假的，如果曆朝曆代隻關注文本的話，這類命名就沒有機會入史。所以，如果真要建立一個良性的評價體係，我們真應該參考中國古代的評價體係，當然我不是想全盤否定西化的寫史方法，但既然選集體係有很好的治史功效，把它和西式治史方法結合起來，就有可能降低浮躁。
現在大家都在談論詩人的行為，普遍覺得很多詩人的個人操行很成問題，但我認為這不是簡單的個人操行問題。這種操行跟剛才我講的也有關係，既然造假也有機會入史，一些頭腦聰明的人便會利用這些機會。其實個人修為的問題，還折射出我們整個環境缺少一種“士”的精神。中國古代有一種“士”的精神，我們當代已經沒有。這個“士”的精神相當重要，說得白點兒，“士”的精神與西方文人所談的知識分子精神其實一致，無非是對思想獨立、自由、正義的追求和關注。“士”的精神曾在魏晉亂世、元代等時期表現得非常突出，曾是中國文人的精神財富和創造源泉，導致古代文人的骨頭普遍比較硬。相比之下，當代文人的骨頭為什麼普遍比較軟？我覺得是當代缺了一種“士”的精神氛圍。這種氛圍的缺失，當然跟當代體製有關。在受到體製束縛的環境裏，我們是否就該隨波逐流、無所作為？我覺得自掃門前雪，從自己做起是根本。我們都應該懷著原罪的態度，我也不能例外，如果當代文學生態不好，我們每個人都難逃罪責，必須有勇氣進行自我審判，不能把所有的罪責都推到別人身上。說極端點兒，我們都是罪人。所以，養育和培育“士”的精神，應該成為我們心靈的重大課題。我想提醒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我們能否在個人範圍內，恢複講究修身，追求獨立、自由、正義、良知的“士”的精神？
我還發現很多人有一種言清行濁的行為，什麼叫言清行濁？說起來都特別的好聽，修為的標準都很高，但是自己做起來，就完全是另一碼事，可能他做的一切正好是他譴責的一切。我用“言清行濁”來描繪這個現象。這個現象的產生，與中國當代的“兩層皮”文化有關。我們的當代文化有兩層皮，一層作為內裏的真皮，一層作為外表的假皮。在重大場合，我們說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假皮”，很好聽，無非是美德、良知、真相等等，實際行動起來用的就是那層真皮，那是一張裝著人類全部欲望的真皮，這層真皮當然藏在那層假皮下麵。當然，“兩層皮”文化不是詩界獨有的，是整個社會共有的。如果你真按“假皮”提供的想法去生活、做事，你就會四處碰壁，就會成為一個精神孤兒。所以，很多人為了討生活，隻能采用“兩層皮”的策略來應付。謀生存、利益時用“真皮”，訴說、交流、交際時用“假皮”。這個現象不是我們詩界獨有的，隻能講，這是社會風氣對詩界的滲透和汙染，詩界已經失去抗汙染的能力。
我還有一個感覺，當代批評已經圈子化了，圈子批評已經成為主體。我感覺，到處是圈子批評家。什麼叫圈子批評家呢？說白點兒，在圈子批評家眼裏，文本評價已經不再是文本評價，文本評價不過是一個權力問題。在圈子批評家眼裏，我這個圈子的東西是最重要的，最有價值的，其他圈子的東西都微不足道。就是說，詩歌評價變成了權力權衡，這個問題導致我們的評價體係失效。這個現象在當代非常突出。圈子批評家已經把文本批評問題，蛻變成了權力問題。權力一般要靠多年養育才能獲得，一旦獲得就變成了可以左右他人觀念的東西。其實每個人的判斷力裏，都有從眾的裂縫，這是每個人都有的弱點，每個人內心都藏著從眾的惡魔，因為每個人都害怕孤單。當一個人聽到掌有權力的批評家發話，他的判斷力就會受到幹擾，他之所以失去自信，無非是從眾心理在作祟，尤其一般公眾，難以抵禦這種惡魔。所以，從眾心理是圈子批評能發揮作用的人性依據。
縱觀當代批評，機智的特別多，誠實的特別少。我認為，寧可要笨拙的誠實，也不要機智的撒謊。當代批評文章有多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誠實與否，哪怕是笨拙的誠實，也比機智的撒謊高明許多。因為我們對當代的評價，一定有後人來重新審視，我們的評價經不經得起後人審視，其實每個寫文章的人心裏都清楚。
目前雜誌太多也成問題，我的看法是，當代詩歌的出版與發表，已經走到了詩歌的反麵。為什麼這麼說？當詩歌版麵很少，編輯就會設定比較高的標準來選稿，因為每年產生的好詩不會太多。可是一旦有那麼多的版麵需要詩來發表，就造成大量版麵得靠平庸之作來填充。這樣的發表實際上是給批評添亂，給鑒賞添亂，給讀者添亂，實際起到了湮沒好詩的負麵作用，同時也讓批評承受著巨大壓力，當然是說恭維話的壓力，因為每個詩人都要求批評說恭維話，必然導致非常多的虛假批評，紅包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