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這類平庸之作，稱為“廢紙簍詩歌”。十幾年前，這類“廢紙簍詩歌”麵世的機會比較少，現在麵世的機會太多。過去扔進編輯部廢紙簍的詩歌，現在堂而皇之出現在大量雜誌、書籍裏。平庸之作的大量發表和出版，可以說破壞了當代生態，它唯一的作用是普及了詩歌，但幹擾了鑒賞和批評的秩序，成了謀殺好詩的幫凶。大量的發表機會，也讓很多不錯的詩人不能正確對待靈感。我不相信一個詩人有那麼多的靈感，詩歌版麵對這些詩人的追逐，那些要求他們發表詩歌的呼聲，那些蜂擁而來的約稿，導致很多詩人經不住誘惑，就鉚足了勁兒寫。這也說明，我們對數量的迷戀，遠遠甚於對質量的迷戀。對單首詩的迷戀，遠遠低於對集束詩歌的迷戀。我們幾乎用發表消滅了對單首詩的關注，我們關注的不再是單首詩，關注的是一個人在各種雜誌的出鏡率，我們開始像要求明星那樣要求詩人。
此外，我們的生態裏還有不少政治思維的遺存，比如，“大躍進”思維，“文革”思維。“大躍進”思維，導致我們迷戀多快好省，決定了我們做事的一些特性。比如，都喜歡通過評獎、評選等，快速選出大詩人，沒有意識到評獎或評選，並不能令一個詩人超越文本的價值，得獎最多的詩人，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詩人。認為通過評獎評選，就能解決審美甄別問題，不過是大躍進思維在詩壇的體現。其實審美甄別問題沒有這麼簡單，看看古代就非常清楚。很多大詩人的地位，絕對不是通過一個朝代就可以確立，有的甚至兩個朝代都確立不了。如果仔細考察李白、杜甫之流，就會發現，他們在唐代並不算大詩人，陶淵明在自己的年代更不是，他們大詩人的地位主要在宋代確立。比如，陶淵明在好幾百年的時間裏，一直被當做一個中品詩人，難入大詩人之流。“大詩人”不是空間概念，它是曆史或時間概念，把曆史概念當空間概念來使用，是我們當代的一個誤區。嚐試在當代確立大詩人，實際上是把出沒在未來的關卡拆除了，這是政治自大的表現，不過是把我們時代頌揚為最偉大時代的野心。想一想魏晉玄言詩在後世的命運，我們就應該抑製這種文本外的野心。若真有野心，不妨把它撒在文本裏。
至於“文革”思維，它的表現更是普遍。剛才陳超兄提到，當代“二元對立”的東西在詩歌裏已經在減弱。我覺得在詩人言行上還很普遍。為什麼詩壇的爭吵特別多？多數爭吵的實質就是相互攻擊。我認為，這是農耕時代一元思想的體現。大家之所以吵，無非是想吵出名堂——直至某人吵贏！吵贏的目的不是為了接近真理，隻是為了征服對方，用自己的思想消滅對方的思想，這是赤裸裸的一元思想，跟新詩關注的現代性完全背道而馳，現代性思想的根基就是多元並存。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的身體雖然已經滑入現代社會，但腦袋還留在農耕時代。我們還不太適應現代社會，我們現代意識的發育還不充分。正是對現代性認識的不足，才導致詩壇有那麼多的爭吵發生。現在到了該拋棄一元思想的時候，該建立一個觀點和文本的市場，讓各種觀點和選本自由競爭，這才是最重要的。這樣一定會產生好結果。我記得經濟學中有個科斯定理，它是說：如果交易成本為零，不管產權屬於誰，市場都能使配置最優。把這個定理應用到詩壇，可以這樣講：如果交易成本為零，不管好詩是誰寫的，市場都能把它挑出來。問題恰恰在於，我們的交易成本一般不為零，通過賄賂、利誘、人際關係等，我們已經把交易成本升了上去。如果交易成本真為零，那麼市場一定會優選出好詩，我們就不必為審美甄別的問題人為操勞。
最後，我認為口碑也非常重要。大家可能有同感，用文章表述的看法和在私下傳播的口碑往往不一致。我認為口碑是評價體係裏的原生態，應該好好保護它。現在有許多人通過文章、賄賂等各種手段在破壞這種原生態。我們應該把私下流傳的對某個詩人，對某首詩的真實看法，像文物一樣保護好，在同一個時代空間裏，口碑的判斷是經久的，時常比文學史著作、批評著作等的判斷更靠譜。
林莽：到現在四個發言人，各有各的角度，都說得非常好，黃梵從文學史切入，講到文人的骨頭、修為，他講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自我審視，另外還講了各種各樣的思維、圈子批評等，都非常好。
潘洗塵：近五年來，包括在天問舉辦的五屆活動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言。為什麼會這樣？我想這是由於自己遊離詩壇多年，雖然起步不算晚但現在我是心悅誠服地把自己當成一個後來者，我怕自己對有些東西還看不全、看不準，怕說錯話、怕說外行話，所以一般情況下，我隻想聽、隻想看，隻想默默地寫、默默地做一些事，盡管到現在做得也還不夠好，寫得就更不夠好了。
近幾年，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的是，除了大量的無產者（意識形態領域的和生活層麵上的）充斥詩壇之外，還有一批莫名其妙的人，也時常出現在各種詩歌出版物和詩歌活動上。這也是我盡量少參加各種活動的原因，今年以來我拒絕了幾十個活動的邀請，隻參加了三個自己主辦或必須參加的活動。我確實有時候還不能自信到把自己“可疑”的身份洗脫“幹淨”的程度。我也怕，僅僅因為我的職業，對我所從事的，完全是基於熱愛的事情形成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