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承認，大家前麵列舉的現象都是事實，但我評價的參照係，是建立在上世紀70年代以來，或者更遠的，是建立在1949年以來這樣一個時間長度中的。而那個時代，幾乎談不上詩歌的寫作生態，也就是說，在那樣一個時間長度中，寫作是沒有自由的，詩人們的寫作一直是受控製的。到了1976年“文革”結束後相當長的時間內，寫作仍然是受控製的。所以，從這樣一個參照背景上看，我覺得現在詩壇的外在生態，應該是很不錯了。剛才大家談到的現象都是事實，但我不願把它們納入我的評價係統來考慮，因為它們並不是近十年出現的新問題，而是一直就存在的，並且我所看到的事實是，這些因素正在遞減。至於那種主旋律抒情，或者叫做主流詩歌，也一直在固有的軌道中延伸，但它們不是我所關注的對象。我所關注和要談論的，就是自“文革”之後重新開始的、以現代主義元素為標誌的中國現代詩歌。
當然，當下詩歌的外在生態、或者說任何時代詩歌的外在生態，都有它們的問題，隻是我不想過多地考慮這些問題，用這些問題來幹擾自己。
但我還想說的是，我們在這樣的特殊問題上盡可以超然一些，但對某些公共層麵上的問題，似乎不可過於超然。比如剛才劉福春老師所說的一些報刊，上麵經常有某個人詩歌作品研討會的整版評論，但這些人的名字和作品，我們基本上是不知道的。看了這些評論中所引述的這個詩人的作品後，你會覺得這是不值得開一個研討會來研討的作品，但恰恰又正是這種作品的研討評論，在報刊上連篇累牘地整版出現，其中的緣由何在？無非兩個因素，一個是權力的介入，一個是資本的介入。這跟數年一次的“魯迅文學獎”評選還不一樣，因為“魯迅文學獎”的獲獎者最終僅僅隻是三五個人，它隻跟極少數的詩人有關係，更多的人不過是抱著撞大運的心態在陪練。但那些報刊上的評論專版則不同，因為這些報刊是公共層麵的專業傳媒，跟眾多優秀的詩歌寫作者都應該發生關係，然而事實卻正好相反，充塞在我們視野中的，通常隻是對權力和資本“藝術成果”的表達。這種表達的常規性出現，已經混淆了公眾對詩壇的判斷：所謂的詩壇，整天就是這麼一些人、這樣一些作品嗎？
第二個問題，就是權力與資本對詩壇資源的強勢占有，這是新世紀十年來最刺眼的現象。他們不但強勢地占據了發表、出版、獎項等各種資源，還同樣強勢地占據了評論、輿論資源，調動眾多平庸的、乃至出色的評論家對他們進行專題研討。從這個角度反過來看，現在很多的評論家也存在著一個操守問題。這種現象讓我回想起了上世紀的80年代，那個時代的評論家，他們是有真理感、公義感、不容許自己放縱自己的，但現在，這種操守正在日漸削弱乃至喪失。這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詩人們自身的問題。從大的方麵看，詩人們與時代的壓力相抗衡的意誌力，同樣正在喪失。眾多的詩歌仿佛已經自我“去勢”，或被自己挑斷了腿筋，諸如梭羅書寫《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那種公共知識分子的精神，在當下的詩壇仿佛已是一種神話。再一個，詩人的綜合文化能力和藝術創造力同樣在萎縮，那種足以讓人驚奇和激動的、帶著強大藝術革新力量的文本，那種具有文化抱負和詩歌抱負的寫作，也仿佛隻留存在了21世紀的門檻之外，成為隔世的風景。
但從宏觀的角度看，詩人們的整體寫作水準，肯定是在水漲船高。諸多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前沿性技術手段，現今已經常規化、公共化。且在我看來考察一個時代詩歌性狀的重要指標——詩人們寫作的差異性、多元性，正在持續拉大。在包括網絡詩歌在內的浩瀚的詩歌製品中，我雖然見到了大量的垃圾，但更看到了大量的精彩之作。比如昨天我們討論的李亞偉和潘維的詩歌。當然，還有很多人，他們的詩歌，是不斷自我刷新中不斷增高的群嶺。穩定而紮實。
作為一個從事詩歌批評的寫作者，我希望我的批評在價值判斷和評價上，能夠謹慎，能夠經得起詩界的推敲，能夠讓我自己不太臉紅。
林莽：下麵請梁平發言。
梁平：這個會真的非常有意思，關於這個話題我還沒有洗塵那麼悲觀，不一定就是最壞的狀態。借陳超和燎原的一個觀點，我覺得現在的詩歌的確讓人很困惑，但是從整體上看，我認為還是有不少好東西出來。這是一個總體概念。我要說的是這裏麵的誤區，尤其是詩歌生態造成的誤區。
談到生態這個問題，前麵幾位評論家談得很好，也很激動，福春的激動我比較讚同，福春有這個發言權。我談的是與詩人創作相關的兩個平台，一個是刊物發表平台的生態，一個詩歌獎項平台的生態，這是給我們中國詩歌創作帶來最大困惑的兩個平台。
因為我在做刊物，我也在組織獎項。老實說我們在做刊物的時候，也在時時警惕自己，這就是我講的第一個平台的生態。我們刊物的常務副總龔學敏也來了，在我們來之前的上個月，我們編輯部專門開了一個業務上的會議，議題就是2011年的《星星》怎麼做？為什麼要開這個會議，因為我認為我們體製內的刊物真的有點兒看不下去了，我也在體製內，我也在做刊物。但是我們需要提醒自己的是我們該如何改變這個印象？其他的刊物我不去說，就《星星》而言，在《星星》這個平台，應該說最近這些年來，也覺察和發現這樣一些怪象，就是跟生態有關的怪象。一些作者給寄稿子來，他注明他的官員身份，注明他的老板身份，甚至提出來我們給你讚助多少多少錢，還有更可笑的，也是最近冒出來的，他自己在後麵注明，他是“什麼什麼新寫作的代表人物之一”。我覺得是這個很荒唐，還有藝術照片，我不能說這就是前麵誰說的“權、錢、色”，但是那些風潮給寫作者帶來誤區，才使他們這樣來標榜自己。大家是能夠看到《星星》的，我敢說這麼一句話，比如說這樣的“身份”詩歌，我那裏是發得相當謹慎的，絕不會幾十首、幾十首地拿版麵來做。其實無關身份，真正的好詩，不管你是什麼身份，隻要你好好寫了刊物就一定不會放過。官員的詩，老板的詩，所謂“新寫作”的詩，隻要寫得好都是可以刊發的，包括還有大家沒有說到的比如刊物老總的詩，我覺得是能刊發的，因為刊物需要包容，風格的包容，題材的包容，也包括所謂“身份”的包容，但是我們必須要警醒自己，不要因為以這樣的“身份”來攪亂了中國詩壇的詩人的身份。起碼我們作為一個編輯，一個刊物，時時需要提醒自己，否則隻會製造混亂，隻會誤導我們的寫作者。這是這個平台製造出來的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