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中國最大的詩歌、文學的生態的破壞還是在教育方麵。我在學校裏麵教書，對文學教育的墮落深惡痛絕。我感到非常的恐怖。在座的有些大學教授，像陳超老師，我覺得也應該有同樣的認識。教授和學生，根本不讀作品，他們隻讀對作品評價的粗略結論，隻讀教材。當然這裏麵，也有在座的批評家們製造的一些結論。過去文學界跟文學教育界，跟文學研究的學術界就是一個界，比如說在魯迅的時代，它就是一個界。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是一個界，現在學術界跟文學教育界是分裂的，各整各的，這是時代文學的一個巨大的笑話。一個教授完全不讀作品，完全不了解這個時代的文學，他就可以當教授。一個文學教授不搞創作，你怎麼能教文學，其實理論和創作的關係是理論本身它也是創作。哪有什麼獨立的文藝理論？理論這種東西，不過是一個個邏輯模型而已。理論不過是邏輯的一個個謊言。大量的人去研究文化、研究美學，什麼是美學，美學就是美過來，美過去的學。最近我要出一本書，叫《美學的謊言》，書中對各種邏輯謊言的批判是不太留情麵的。
我非常讚同黃梵的說法，文學史的寫作確實存在很大的問題。比如當代詩歌史的寫作，我們讀到的，是些什麼樣的詩歌史！把詩歌史寫得那麼難讀，本身就不是詩歌史。好的詩歌史應該是好詩和好詩人的詩歌史，但這樣的詩歌史在當代中國是沒有的。詩歌史已經變成了詩歌利益集團，詩歌“江湖”座次史。
我覺得在座的我們大家要共同努力，多多少少改變一點兒這種現狀，我希望不在學校教書的人也都能夠關心文學教育。
謝謝。
林莽：現在已經是12點20。下麵請唐曉渡來作最後的總結性發言。
唐曉渡：剛才梁平說我可能要說“大話”，但我隻想說點兒“小話”。關於當代詩歌的生態問題，大家剛才已經談得非常多了，還可以談得更多，談不完。我想這個問題是否有兩個層麵，一是盡可能中性的描述和分析，二是立足詩歌的價值訴求。現在的情況是兩者糾纏在一起，有點兒亂。亂也沒什麼不好，因為當代詩歌生態的特點就是亂，而我們的討論本身就是它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個表征。對我來說，所謂“生態”有大小之分，內外之別，界限不必涇渭分明，相對而言，但重要性大不相同。對大的、外在的詩歌與人文生態，我們除了領受，更多的恐怕隻能充當一個觀察者、評論者的角色：它的盲目，它的自在，它亂七八糟的複雜性，足以支持兩個截然相反的結論，比如最好的時代和最黑暗的時代，因為角度不同；唯有和個人密切相關的小的、內部的生態，是我們可以著力之處，可以通過自覺的努力參與改變和建構之處，如果這些改變和建構作為某種必要的平衡，還能多少影響到大的、外部的生態，那就謝天謝地了。
不管怎麼說，我們在這裏討論詩歌生態，是因為我們知道詩對生態有特別的要求，是因為目前的詩歌生態讓我們感到不舒服，有許多傷害詩的東西需要我們共同應對。我們的討論能改變什麼嗎？顯然不能，至少不能指望。詩歌生態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和整個文學的生態、文化的生態以至社會的生態密切相關，許多發生在詩歌領域內的現象和問題，都有更深廣的社會和文化根源，包括一係列軟性的觀念因素，也包括一些硬性的製度化因素。它們自行其是，不會在乎我們的討論。好在我們也可以不在乎它們。但我們自己應該清楚我們的目標。對一些性質惡劣的事件表示義憤是一種正當的反應，說來說去一肚子牢騷就沒有多大意思了。像黃梵那樣做一些具體的研究，盡可能搞清楚其根源和機製，或許更加可取。我們確實有理由搞清楚這些。
我們都希望有一個比較理想的詩歌生態，都希望這生態能讓詩人們感覺舒服一點兒。但這個時代會讓詩歌、詩人舒服嗎？會有誰為詩歌預備下一個這樣的時代嗎？我也不知道什麼時代讓詩歌舒服過，可能是唐代吧。然而近現代以來，詩歌和時代之間似乎越來越格格不入。上世紀90年代初曾有人歡呼一個大眾傳媒的時代降臨了，那個時候誰也沒有想到它對我們的生活，特別是詩歌意味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