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詩人最大的幸福是直接麵對詩說話，但現在我們和詩之間隔著太多的東西，隔著時代、資本、傳媒、評獎，諸如此類。這些東西本身無所謂惡意不惡意，卻迫使我們一再遠離詩。我不能說這是某種劫持，因為我們並非別無選擇。清理、穿透那些把我們和詩隔開的東西是一方麵，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自我反省、自我加持。比如剛才黃梵說到的言清行濁，這個問題就值得我們深刻反省，事實上，精神和人格的分裂，精神內部的分裂，早已成了當下詩歌生態最不可回避的病征之一。我們的病和時代的病，從一開始就互為表裏地糾纏在一起。
麵對大環境、大氣候我們更多地會有一種無力、無助感，但致力於小環境、小氣候的改善卻大有可能。在座的很多都辦過民刊，為什麼要辦民刊呢？不就是要為自己創造一個小環境、小氣候嗎？以此抗衡、影響、改變大環境、大氣候必須依靠曆史的合力，但作為一個內部的生態空間卻有相對的自足性，在這裏麵我們可以活得幹淨一點兒，舒心一點兒，可以更多地親近詩，對詩說話，感受到與詩的直接關聯。要建立和葆有這樣一個空間需要一些基本元素，而我們並不缺少這些元素。比如友情。保羅·策蘭有一句詩，大意是說寫詩對他而言相當於從生存之海中透氣，對友情我也願意用這樣的比喻。友情也是一個生存的透氣孔，和文學之間、寫作之間存在一呼一吸的關係。像圍棋一樣，有這兩個眼你就能活。我相信讓我們聚在一起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正是友情。它不僅是一種自我加持的力量，還是一種互相加持的力量。問題是什麼樣的友情才能成為這種加持的力量呢？話既然說到了這裏，我就多說幾句。
友情是中國古典詩歌最重要的母題之一，有關作品汗牛充棟，相比之下愛情卻很少，有也多是悼亡詩。造成這種情況有多方麵的緣由，但恐怕主要和中國特有的“知音”傳統有關。我多次談到過標舉選本和品話的古典詩歌評價係統不重編年而重內質，應該也和這一傳統有關。可以說，“知音”統合了友情和審美判斷力。知音傳統的原型是“高山流水”，對這一典故大家不用說早已耳熟能詳，但是不是同時也有所忽略呢？從這一典故的情境看，俞伯牙彈琴最初應該是無所期待的，至多是暗中有所期待；換句話說，他的知音可以，但並非必然存在於世俗紅塵中，充其量他是虛席以待。那麼必然的知音在哪裏呢？我們會注意到伯牙是在高山密林，在荒野中彈琴的，獨自一人。這是中國傳統裏的一個經典場景，關涉到個人和最高存在，即“道”的關係，所謂“獨與天地精神之往來”。劉勰《文心雕龍》開篇第一講“原道”，就是講和最高存在的關係，關鍵也是在獨與天地精神之往來中領悟。可能有人會批評我這樣說是在談玄，把事情搞神秘了。當然不是這樣，我更願意不僅就“天地精神”的本意，而且就其引申義，即存在本身的意義上討論這種關係，而且我更想強調“往來”，往來即對話，即互參。但無論如何，這個場景首先突出了個人與最高存在，與“道”的關係。
鍾子期也很有意思，他可不是什麼高雅之士，而是一個樵夫，一個砍柴的。這個樵夫偶然路過那裏，偶然聽到了俞伯牙的琴聲，居然一下就聽懂了。他顯然也沒有事先就揣著什麼尋找知音的念頭，一切都是無意的，自然而然的。
由此我想到，所謂“知音”傳統，更有意思的恐怕還是這個“音”字。不說“知我”而說“知音”，是不是在說，“音”喻示了一種高於奏者和聽者之上的存在，據此才能在同屬偶然的二者之間建立某種必然的關係呢？這裏的必然和偶然是一體兩麵，鍾子期恰好就是那個和伯牙懷有同樣境界的人。二者的關係一方麵是無限開闊的：俞伯牙並非隻有一個鍾子期，反之亦然；另一方麵又是受到嚴格限製的：鍾子期一死，俞伯牙就把琴摔了。可見知音極其罕見，像真正的愛人一樣可遇而不可求，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